你好，这里是《邵恒头条》，我是邵恒。
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过去这半年，由于经济形势放缓，不少人开始考虑，要不要干脆利用这个时间窗口，重新回学校进修一下。对于有一定工作经验的人来说，商学院常常是首要选择。我身边就有一些这样的朋友——有些经济条件好的，还不满足于在国内念商学院，还想去国外的顶级商学院进修。
不过我却注意到，全球商学院教育在过去两年，其实发生了一些有意思的变化。英国的《金融时报》《经济学人》以及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在近期不约而同地关注了同一个现象：那就是美国商学院正在“遛坡”，而亚洲商学院正在悄悄兴起。在今天的《邵恒头条》中，我就来跟你说说，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以及在这个变化背后，有什么跟普通人相关的“慢变量”。
有一家国际商学录取的统计机构，叫GMAC，每年都会统计全球商学院申请的情况。就在上个月，GMAC刚刚发布了2019-2020学年的报告：数据显示，在全球范围内，商学院的申请数量同比下降了3.1%——主要是美国拖了后腿，申请数量下降了9%。美国本地学生的申请数量下降了3.6%，而国际学生的申请数下降了13.7%——这个数字在调研覆盖的所有地区当中，下滑是最严重的。在美国的商学院当中，还有23%的学院表示申请数量“严重下滑”。
你可能会想，商学院不受欢迎，是否因为商学院的教育有些过时了呢？
常有人说，在创业公司踏实干两年，能磨炼出的技能、获得的经验可比在商学院学的理论管用多了。
道理是这么说，不少商学院也的确在做课程创新，比方说加入大数据分析、物流管理等等热门、实用的课程。
但无论是从收入还是雇主反馈的数据来看，商学院毕业生仍然在人才市场当中保持着竞争力。先说收入，在美国公司，商学院学生的起薪中位数，是115000美金每年，这个数字是历年来最高的起薪数字。而除了MBA之外，其他商学院相关的学位，比如数据分析硕士、金融硕士、会计硕士，起薪也在75000美金以上。
再说雇主需求。调研的数据显示，在全球500强公司中，90%的公司都有雇佣商学院毕业生的计划，而且超过85%的雇主认为，从商学院毕业的学生，已经为实现成功的职业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就连以前一直diss商学院毕业生、说他们啥都不会的硅谷公司，都开始重新重视MBA教育了。原因呢？是因为有不少创业公司已经从草莽状态，迈入了大公司的成熟状态。管理学的经验，在这个阶段派上了用场。
既然不是商学院教育没用，那下滑是什么原因呢？
分析认为，美国本土学生申请数量下降，主要是商学院学费昂贵，学生负债累累不堪重负。而国际学生申请数量下滑，最主要的罪魁祸首是政治因素。
一方面，特朗普政府不断发表“分裂化”的言论，在美国社会形成了对移民不太友好的氛围。另一方面，针对移民的政策也持续缩紧，学生毕业后的就业前景堪忧。这些因素综合作用，让商学院的项目不再是国际学生眼中的“香饽饽”。
值得注意的是，越是顶尖的商学院，申请下滑的情况越是严重。比如说，在全美排名前50的商学院，接近90%的学校出现了两年MBA项目申请下滑的情况。在哈佛商学院和斯坦福商学院，去年的申请人数都下滑了6%左右。这说明，在顶尖人才的争夺上，美国商学院的吸引力正在下滑。
相比之下，亚洲商学院的项目却发展得不错。
亚洲商学院MBA项目申请数量的增长，已经连续两年超越了全世界其他地区的商学院。在中国，商学院的申请数量在2019年上升了5.2%，其中本地学生的数量增加了6.8%，而国际申请的数量也增加了3.9%。
这层增长并不仅仅是因为有越来越多的亚洲申请人，有经济实力负担昂贵的MBA教育项目。还有另一层更重要的原因，是在亚太地区寻求发展机会的跨国企业越来越多，而且一些亚洲本土的企业也开始进行国际扩张，这都给顶尖人才的发展创造了更广阔的空间。
这层变化带来的结果是，进入亚洲商学院的门槛正在逐年提高——在2019年，亚洲商学院的平均录取率为48%，而美国商学院的平均录取率为71%。
当然，这是平均录取率。要说顶级的商学院教育，美国和欧洲的好学校仍然比亚洲要多。
在《金融时报》发布的2019年全球商学院排行榜上，在前100名的学校当中，上榜的亚洲学校只有15家，其中来自中国大陆的商学院目前只有3所，分别是长江商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管学院、复旦大学管理学院。
如果我们再参考一下美国做教育机构排名的权威媒体US News & World Report，在经济和商学领域能排入前100的还有北大、清华。
说到这，你可能会觉得，商学院那是极少数的精英、有钱人才能做的事。就算这个趋势有意思，跟我有啥关系呢？
我之所以跟你分享这个趋势，是因为我在这个趋势背后，看到有一些慢变量正在发生变化。
第一个慢变量，是全球的精英教育。商学院，其实是全球精英教育的一个侧影。在前两天的罗辑思维节目里，罗胖谈到了什么是精英教育。一句话总结，精英教育的目的，通过高强度、高期待的训练，提升学生承担社会责任的能力，把他们培养成能肩负重任的领导者。
领导者需要的能力当然有很多个维度，比如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创新的意识，洞察力等等。但有一层底层能力是绝对不可或缺的，就是理解不同群体诉求的能力。
这一点，不是来源于课本，不是来源于老师，而是来源于学生彼此之间的互动、学生和社会群体的互动。
前段时间，我在休假期间，到哈佛神学院听了一节课。我发现在小小的15个人的课堂当中，有来自于美国黑人社区基督教教会的牧师，有来自于巴西的佛教徒，有以色列的犹太人。这么多不同背景的人聚集在一起，你如果不从别人的视角出发考虑问题，对话根本就进行不下去。你想不理解对方的诉求都不行。
但如果在美国最顶尖的商学院教育中，学生群体的多元性持续下降，这意味着接受这种教育的商业领导者，视角可能会越来越单一。用《金融时报》文章里的话说，“我们仿佛正在回到18世纪，那时候的领导者只明白他们自己面临的问题”。 在自己的困境里锁死，对于领导者来说是很可怕的事。
这是第一个慢变量。
第二个慢变量，是亚洲经验、中国经验，越来越不可或缺了。
稍微了解商学院的都知道，商学院的教育模式是案例教学，大部分的经典案例来源于西方的公司，比如说迪士尼、微软、麦当劳。在今天，你如果想找全球化时代最具有创新性的商业案例，你得看中国。
这两天我看梁宁老师的《增长思维》课程，这样的感受就特别强烈。比如说我们都能感受到，出海的中国企业正在成为全球商业格局当中举足轻重的玩家。这个趋势，你要想了解清楚，你要去看哪家公司的案例？
梁宁说，要说国际化，得看猎豹移动，看看他们怎么用20人的投入，做到了一个月活1000万用户的国际产品。
要说全球化，得看华为，看看他们从生产、到运营、再到研发，是怎么一步步完成全球化的。比如为什么他们要在墨西哥建物流中心，在毛里求斯建财务中心？为什么他们要让印度人谈判，让俄罗斯人完成算法任务？
而且，梁宁还在课程里指出，华为的全球征战，为整个中国的企业出海培养了人才，每个企业想出海，人力资源都要去找华为的老员工。
所以你看，在我们这个时代，中国企业自己的经验正在被生产成为解决问题的模板。一个人想要接受最顶尖的商业教育，少了这一块，是不是很别扭呢？
如果再往前一步，你会发现，我们在这讨论的本质问题，是知识的源头来自于哪。在商学教育上，知识的来源可能正在从西方经验向亚洲经验转移。
总结一下，在今天的《邵恒头条》中，我跟你分享了商学院教育正在发生的变化：美国商学院的申请数量走低，对国际学生和顶尖人才的吸引力正在下滑；而亚洲商学院的申请数量则持续上升。从短期来看，这层变化的一部分原因是政治因素的影响。但切换到长期视角，我们也可以观察到这个现象背后的一个“慢变量”：在商学院教育中，知识的源头可能正在发生转移，而这正是亚洲教育的机遇。
好了，这就是今天的《邵恒头条》。我是邵恒，我们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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