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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几年前，我在《罗辑思维》节目里讲过一本书，叫《中国为什么有前途》。作者是人民大学的翟东升老师。2019年，翟老师又出了一本新书，名叫《货币、权力与人》，副标题很长：“全球货币与金融体系的民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听起来很理论的样子。
不管名字是什么，整本书看下来，我理解这本书的雄心，其实是要重新解释过去四十年中国经济的崛起。你看，多大的一个话题。
为什么要重新解释呢?当中国经济的规模还不大的时候，大家觉得中国经济增长，这个现象好解释，只需要回归常识，就是改革加开放。改革，就是减少政府对市场的控制。开放，就是让中国融入全世界的大市场。你看，都是指向“市场”这两个字的。所以结论就来了：是自由市场经济让中国强大起来的。
这是我们这代人眼睁睁看到的事实，也符合主流经济学界的理论。
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体量越来越大，这个解释，就有点不太够用了。为什么同样是搞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家，无论是西方先进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成就好像都没有中国这么亮眼。这是咋回事呢？除了自由市场经济，中国还做对了什么呢？有人说，能回答这个问题的经济学家，至少值得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
回到自由市场这个词。从亚当·斯密到现在，人类200多年的实践，是在不断在打磨这个理论，所以自由市场这个词，它的含义是非常丰富的。不同的人看到的是不同的侧面。我们过去看到的，是给个人松绑，让资源自由配置，让创造性充分地涌流，让民营企业茁壮成长。这没有问题。但是，也有人在强调这个词的另外一个侧面，就是要求减小政府的规模，放松对于市场的管制，所谓小政府大社会。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政策表现，就是要减税。对，一方面税少了，政府的钱就少了，对市场的管制能力就下降了，市场不就更自由了吗？另一方面，税少了，企业用于投资的钱就多了，市场配置的资源的能力不就强了吗？听起来很合理的一个逻辑。
减税这个词，放在西方现代政治中，只是政策选择的一种，比如在美国，共和党相对赞成，民主党相对反对。但是，放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减税这个词具有某种天然的正确性，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所以，一听到减税两个字，中国人特别容易点头同意。更何况，经济学上还有一个理论，叫拉弗曲线，就是在讲这个道理。
这背后是一个很有名的故事。话说，1974 年，经济学家拉弗和切尼，切尼这个时候还是福特总统的白宫办公厅主任的助理，后来当了美国副总统，他们在一家餐厅吃饭。经济学家为了说服官员给美国人民减税，就即兴在餐巾纸上画了一条抛物线。这就是著名的“拉弗曲线”。这块餐巾纸，至今还收藏在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成了一件文物。我把这张图放在下面了，你要有兴趣，可以打开来看看。
后来的里根总统就是这套理论的信奉者，并把它发扬光大。今年，2019年，特朗普总统还给拉弗授予了一块“总统自由勋章”。你看，这个理论可是风光了40多年。
那什么是拉弗曲线呢？简单说就是：政府不要以为税率越高，收税就越多。其实，降低税率，市场就更自由了，那企业活力就增加了，手头能投资的钱也多了，蛋糕就做大了。那么，即使降低了税率，其实国家税收还能提高呢。就是这么一套理论。
但是，翟东升老师告诉我，有一次他在美国高校演讲的时候，提到了这个理论。结果会后，就有学者告诉他：翟老师，你讲得特别好，我就提醒你一点，以后可千万别讲什么“拉弗曲线”了。因为它不是什么正经的社会科学研究，也从来没有被证实过。你如果在一个学术场合引用“拉弗曲线”，是会贻笑大方的。你看，有点意外吧？
咱们不用管学术界里的那些争议。刚才那段话里提到了一个词倒是值得注意，那就是“证实”。对，不管理论怎么样，现实是什么呢？
现实是，全世界税率最高的北欧地区，恰恰是全球人均GDP最高的区域之一，也是每百万人口中亿万富翁最多的区域之一。是不是很奇怪？这些北欧国家怎么不听经济学家的话呢？
就拿丹麦来说，它的个人所得税平均下来达到了55.8%。什么意思呢？工资发下来，一半以上要交税。
这还不够，在工资税以外，你还得交消费税、房产税、环保税等等。甚至，你如果收到昂贵的礼物，也要缴纳15%的税收。所以说，丹麦是一个妥妥的高税收国家。但奇怪的是，在各种各样的全球幸福指数研究中，丹麦又经常被评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
我们再来看，那些低税收的国家。你会惊讶地发现，其中有上百个穷国家。这还不只是说法定税率低，更重要的是，政府根本就没有能力把税收上来。书里面举了个例子，2015年，巴基斯坦当时的财政部长在美国卡耐基基金会的一次演讲中，讲到过一个数字，你猜，巴基斯坦有百分之多少的人是实际上给政府交税的？这个数字，居然只有0.5%。这么低的税收能力。震惊吧？
这么低的税收什么结果呢？当然不是市场活力被极大地激发，而是国家的基本稳定也保证不了。所以，巴基斯坦才会饱受恐怖主义的困扰。据说，在中国“一带一路”援建电站以前，巴基斯坦就算是大城市，也经常停电。你说，这样的公共设施，怎么搞工业生产？怎么推动经济发展呢？
所以回头我们来看，经济学家在餐巾纸上给美国官员画“拉弗曲线”，也许在美国并没有错。但是这是在美国的餐馆里画的，是基于美国的国家治理能力的。如果我们把降低税收就能经济发展看成是金科玉律，而且推广到世界其他地方，那就是一种误解了。
巴菲特就说过一个寓言：说有一个受精卵，正在准备投胎为人。这个时候，有一个神灵对他说，有两个国家，你都可以去。受精卵就问了，这两个国家有什么区别呢？这神灵就说了，一个收很高的所得税，一个不怎么收，你去哪个？受精卵说，那还用说吗？当然是不收税的了。然后就投胎去也。结果呢？不怎么收税的那个国家是孟加拉国，收很高所得税的那个国家是美国。我们都知道这两个国家生活质量的区别，大概率，这个受精卵是选错了。
你别以为这只是一个寓言啊，在我们生活中其实也有类似的例子。比如，一街之隔有两个小区，房价差不多，但是物业费一个贵一个便宜，请问，你会买哪个小区的房子？正确答案应该是：买物业费贵的那套。物业费其实也就是小区收的税。
为什么呢？因为物业费贵，就说明这个小区的物业管理更加专业。几年下来，两个小区的生活品质会明显拉开差距，租金收入和房价相差20%-30%很正常。刚开始你如果想省一点物业费，实际上是贪小便宜吃大亏。
说到这儿，我又要声明一句了。我们不是在说高税收就好，你要提高我的税收，我也不高兴。我只是在通过介绍翟东升老师的书，在讲一个理解世界的角度。还是那句话：不讲主张，只做解释。
这个解释就是，如果不考虑腐败、战争等情况，一个和平时期的国家，税收能力其实也是治理能力的一个标志，收了税干嘛？提供各式各样的公共品。
这就揭开了下一层逻辑：公共品可不仅是军队警察法庭还有社会福利，经济发展的能力本身也是公共品。对，政府不仅不是市场的对立面，政府恰恰是在为自由市场提供基础、提供公共品。
这个逻辑，可以说是翟东升老师这本书《货币、权力与人》最核心的部分。我们明天接着聊。
罗辑思维，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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