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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继续，一起刷那套48册的大部头：《伟大的思想》丛书。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第28册《论自由》和第29册《论语》。前一本的作者，是19世纪的英国思想家约翰·密尔。后一本书，则来自2500年前的中国人孔子。
你可能会说，这个跳跃性也太大了吧？对，《伟大的思想》这套丛书的编辑顺序，跳跃性就是这么大。不过，这种混编，有时候也有好处，就是能让我们读书的人从无序的碰撞中，感悟到一些新的东西。
那这么两本完全不挨着的书放在一起，我看到了什么呢？一句话：所有的原则要想落地，全部都是技术活儿。
先来看密尔的这本《论自由》。这本书不厚，你说它是一篇长文章也可以。《伟大的思想》这套丛书里，好多都是著作的节选。但是这个是全本。
这本小册子，前面几章都在说自由的重要性，你可以略过，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说，那都是常识了。精华在后面。是密尔为人类思想贡献的一个标准。什么标准？就是怎么划分权力和自由的边界？我们总是认为自由是褒义词，权力是贬义词，但其实谁都离不开谁。
权力总是想管一切，比如，美国人能不能投个票，全民一致，通过国家权力把巴菲特他们家的钱分了呢？这个不行吧？权力得有边界。
反过来，自由总是一切都不让管。比如，大家都不想交税，打仗的时候也不想入伍当兵，那国家就崩溃了，最后倒霉的还是老百姓。所以，自由作为一个抽象的原则，听起来很美好，但是一旦遇到现实，如果没有具体的标准，没有中间这道线，就没有用，甚至非常有害。
密尔的《论自由》就提供了一个划分标准。权力和自由之间应该怎么分界。简单说就是：只要是不伤害别人的事，那就是你的自由。如果有伤害别人的可能，权力就可以介入。
举个例子，抽烟有害健康。但是如果你躲在自己家抽，只要不伤害别人，那就是你的自由。但是，如果你要在餐厅里抽烟，你伤害到别人了，那权力就可以来管管你了。
听到这儿，你可能会说，这就是思想贡献啊？听起来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对啊，一百多年前，当人类为权力和自由的界限纠结矛盾的时刻，有人画出这么一道线，就是很了不起。这道线画出来之后，就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变化：自由，不再是一个原则问题，而是变成了一个技术活儿。根据这个原则，根据具体情况，就可以进入操作性的讨论了。
比如，你喜欢放鞭炮，你一个人在荒郊野外放，只要不纵火，那是你的自由，但是如果你凑到其他人耳朵边上放，那就不行。你伤害了别人。好了，那什么距离是这个合适的边界呢？这就是技术性讨论了。
在别人家门口放行吗？在别人家楼下放行吗？在人家小区的围墙外放行吗？在两条马路之外放行吗？在四环外放行吗？这个过程，各方可以讨价还价，只要大家都认同一个原则，就是不影响别人的事才是自己的自由，这个谈判就进行得下去。全是技术性的谈判。
把原则问题转换成技术问题，这就是密尔的《论自由》这本书的贡献所在。
当然，顺便说一句，这个技术活儿是没有止境的。不同时代，不同生存环境，不同技术背景下，这个自由的边界都不一样。比如，在马车时代，你自己的马车爱怎么装饰就怎么装饰。这是你的自由。但是有了汽车，有了复杂的城市交通，你自己的汽车就必须上号牌，上路就不能遮挡号牌。
因为一辆汽车，机动性那么强，有可能肇事逃逸，遮挡了号牌就有可能伤害别人。虽然看起来，汽车的产品是自己的，但是公共权力，就有可能介入到这么深。你看，技术不断进化，人就不得不让渡出去更多的自由，而这个边界就是由当年的密尔这本《论自由》划定的。
好，我们接着说《伟大的思想》丛书的下一本，第29册：《论语》。
作为一本书，它只是孔子当年教书的课堂笔记。但是，这本书越到后来，就越成为中国的政治纲领。那就不一样了：政治纲领要落地成为行为规范，就有大量的技术问题必须解决。
举个例子：孔子特别主张，父母去世，子女要守孝三年。有人问他，我守一年行不行呢？孔子回答说：父母去世刚一年，你就吃好的，穿好的，你能不能心安呢？你要是觉得心安，你就去做吧。你看，这个口气，像不像一个劝我们学好的邻居老大爷呢？我们要是不听劝，他还有点气鼓鼓的不高兴。所以，孔子谈的是一个朴素原则。
但是随着孔子和《论语》的位置越来越高，这个守孝三年，变成全社会的行为规范，那就麻烦了。一般官员，父母去世，他应该辞官回家守孝三年，这叫“丁忧”，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是武将正在战场上呢？一听爹妈死了，马上就扔下正在打仗的部队回家？不行吧？朝廷只好下令，不许走。这叫“夺情”。好了，既然可以辞官也可以不辞官，这中间的界限到底在哪里呢？
历史上最著名的两个例子，一个是明代的张居正。他刚刚上台执政，改革大业刚刚展开，小皇帝对他很依赖，正好这个时候张居正父亲去世，他被“夺情”，没有回家守孝。他该不该呢？反正这件事后来成了明朝后期影响深远的重大政治事件。
另一个正好相反的例子，是清朝的曾国藩。咸丰7年，他带着湘军在前线跟太平天国打仗呢。一听父亲的死讯，二话不说，丢下队伍回乡奔丧。气得左宗棠写信去骂他不负责任。那曾国藩做得对不对呢？你看，原则好定，但是一旦到了现实生活中，全部变成了很具体的技术问题。
《论语》写得好，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就在这里。在孔子之前，儒家的经典早就在了，所谓《五经》。关于国家、个人的那些原则也都成型了。但是怎么把抽象的原则，变成一套可操作的技术活儿呢？《论语》其实就为这些原则划了三条辅助线。
换成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愿景、使命、价值观。所谓愿景，就是我们努力要成为的样子；使命，就是我们努力要做到的事情；价值观，就是我们在选择关头的标准，相当于指南针。
我们一一对照，看看《论语》都给出了哪些。
愿景，我们希望成为的样子：社会要天下大同，个人要成为君子。
使命，我们要努力做到的事情：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忠孝廉耻勇等等。这些词虽然不全是孔子提的，但是在《论语》中已经基本成型了。用时髦的话说，这叫行为的“正面清单”，大家往这些方向努力。
价值观呢？就是我们做选择的标准。比如《论语》里说的，“勿意、勿必、勿固、勿我”，不要主观臆断，不要绝对肯定，不要拘泥固执，不要自以为是。还有那句更著名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都是行为的“负面清单”，在选择关头，不要怎样做。
你看，有了三种线，儒家的那些抽象原则，在实际生活中，就被转成了一些可以具体讨论的技术活儿。实际上，今天的公司也是一样。组织大到了一定的程度，光靠愿望是没办法管理的，就一定要制定愿景、使命、价值观。
从这个角度再回头来看《论语》，我们是不是要给它一份更大的敬意呢？
这是看经典的一个角度。不止要看它里面写了什么？更要看它转换了什么？把哪些抽象的愿望，变成了可以执行的社会共识？
好，这就是今天我为你刷的《伟大的思想》丛书中的两本。
这套书，48册的大部头，建议你每天带出门一小册，当天就可以翻完。纸书看完，可以随手送人。现在就下单，得到App会赠送给你全套的电子书，以便你永远收藏。
好，罗辑思维，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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