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这里是《邵恒头条》，我是邵恒。
上周，我到哈佛大学参加教育论坛，顺便拜访了几所学院的老师、同学，因为我很想了解，在当下全球最顶尖的学者都在关心什么重大议题。
经过一轮交流，我果然没有空着手回来。在接下来几天的节目当中，我会陆续地把我了解到的话题与你分享。
今天的《邵恒头条》，我想跟你聊聊，在哈佛逗留期间我听到国际法的专家们在讨论的一个事。什么事儿呢？
别急，我先提醒你关注一个即将到来的日期，12月11日。这是对于整个国际贸易体系来说非常重要的一天，因为这一天很可能会标志着世界贸易组织WTO进入一场重大危机。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也知道，世贸组织存在的意义，除了促进国际贸易、削减关税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职能，那就是解决贸易纠纷。
就是说，当成员国关于贸易问题产生不可调和的争议的时候，他们能寻求一个权威的第三方机构来进行裁决。经过裁决，各方达成共识，形成具有法律意义的解决方案。
为了实现这层功能，WTO设定了一系列的投票和仲裁的机制。
比如说，如果两个国家发生了贸易争议，它们可以诉诸WTO的争端解决机构 （Dispute Settlement Body，简称DSB）。
比方说，欧盟出台过一条特殊规定，不让秘鲁产的沙丁鱼被标为“沙丁鱼”，只能被标为“沙脑鱼”。这显然对秘鲁的产品不公平啊，普通人谁知道沙脑鱼是什么鬼？于是秘鲁就要向DSB讨个说法，对欧盟提出指控。
就这样的问题，DSB会成立一个专家组，找3-5名不同国家的专家一起审查证据，判断是非。专家组会出具一份报告，如果双方都没意见，报告就算是生效了，就形成了具有法律意义的结论，相当于判决书。
不过你肯定会问，如果争议一方或者双方不服“判决”怎么办？
这一点，WTO的规则制定者们也想到了。所以，他们又往前走了一步，设立了一个相当于最高法院的机制，叫做上诉机构 （The Appellate Body）。 谁不服专家组的意见，谁就可以到这个“最高法院”这来上诉。
为什么说它是“最高法院”呢？
因为首先，跟最高法院类似，上诉机构也有大法官，总人数是7位。当然，他们的正式职称是“成员”，我们为了便于记忆，姑且称他们为“大法官”。
按规定，这些“大法官”是不能代表国家利益的。不过也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美国、欧盟、中国这样的大经济体，在上诉机构都会占有一席之地。
其次，上诉机构也有“最终裁判权”， 这也跟最高法院的权力相似。
也就是说，一旦上诉机构拍板了，那就是终审判决了，争议的双方必须要遵循判决，执行相关条款。国家之间争来争去，总要有个结果嘛，上诉机构就是那个画句号的。
你也可以感受到，上诉机构是WTO解决争端的体系当中，极其重要的一个环节。中国加入WTO的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先生，甚至把它称为全球贸易系统“皇冠上的珍珠”——没错，上诉机构，就这么重要。
可是，到12月11日，这颗珍珠很可能就黯然失色了。怎么回事？
前面我们不是说，上诉机构有7个大法官嘛。每个法官都有4年任期，最长能连任2届。一般来说，一个法官到期要卸任，成员国会推荐新的人选来继任，经过成员国全体投票通过就可以上任。
但是，从2017年夏天开始，美国就一直在阻挠现任的大法官连任，同时还阻挠新的大法官当选。这导致上诉机构的法官人数一直在减少。到今天，只剩下三个人了。
这三个人，一个是中国籍的赵宏女士，她是有史以来第二位当选WTO上诉机构成员的中国人，另外两个分别来自于毛里求斯和印度。
WTO的规定是，对于任何一个上诉案，至少需要3个大法官才能进行裁决。显然，现在已经达到了人数的底线。
可不巧的是，到12月11日，毛里求斯和印度的成员任期也到期了，上诉机构就只剩赵宏女士一位法官了。换句话说，再过两周，上诉机构就会自动失效。
这件事，后果可有点严重。
最直接的后果，你肯定也想得到：上诉机构的瘫痪，意味着当两个国家发生贸易争端的时候，很可能会陷入僵局。
因为WTO的规则规定，如果一方对于专家组的判断不服，提起了上诉，那么无论之前的判决是什么，都要等上诉判决之后才能生效。也就是说，即便专家组作出了裁决也没有法律效力，没法执行，案子就会一直悬在那里。
这就好比说，两个家长发生了争执，一路吵到了校长那。可就连校长提供的解决方案，也不能让他们满意。
这时候学校说，别急，我们还有一步流程，你可以请学校的校董会进行投票表决，给个公道。可紧接着学校又说，不好意思，我们正在选校董，你要不等等？你可能觉得，不行就让两个家长协商解决呗？或者找别的家长、别的老师来评评理？
可没有这么简单。你得想想，既然能协商解决，为什么还要找第三方机构呢，为什么还要设立一个上诉机构呢？这本来就是为了解决那些无法私了的争端。
实际上，上诉机构这套体制，不仅仅是为了解决某个具体问题，更是为了给国际贸易环境，建立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法制体系。
在上诉机构设立之前，WTO不是没有解决争端的机制。
在1995年以前，WTO遵循的是一套叫做“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规定。这套规定挺复杂的，我就不具体说了。但有一个核心的区别是：在旧体系下，如果产生争议的一方对于争议的裁决不满，它可以阻挠决议的执行。也就是说，一项裁决有没有法律效力，取决于双方同意。
这特别像我们生活中夫妻闹矛盾找居委会大妈调解，必须双方都认同调解结果，才算案结了事。
但是，在现在的上诉机构体制下，结果就不太一样了。一旦有了终审裁决，就算你不同意裁决的结果，决议也会自动生效，具有法律效力。这就从调解，进化成了现代的法律和司法体系。
那旧体系对谁有利呢？获益的往往是像美国这样的大国、强国。
因为就算对方不想同意、不想执行，大国也有足够的影响力，可以通过限制市场准入等等各种手段来强迫对方执行决议。比如前面咱们提到的秘鲁。按照旧体制，欧盟就可以说，你不同意把沙丁鱼改成“沙脑鱼”，我就不让你进欧盟，你看着办。
一句话，旧体系是个完全靠国家实力、靠外交手腕定胜负的丛林体系。
那新体系对谁有利呢？正是像秘鲁这样的，处于相对弱势的国家。
欧盟可以威胁它，但没用啊，最终还是要看上诉机构的裁决。正是在这个体系下，我们才会看到，在“沙丁鱼争议”当中，欧盟最终输给了秘鲁。美国这样的大国，也曾经输给安提瓜和巴布达这种不起眼的小岛国。
所以说，现在在运行的这套WTO争端解决机制，是一个侧重规则的法制体系。这个体系建立之初，核心目标之一就是设立一个能够“对抗美国单边主义的盾牌”。这不是我说的，而是美国一个顶尖智库Peterson Institute在一份报告中的原话。
说到这，你可能也有点明白了，为什么美国会一直阻挠WTO上诉机构任命新的法官了。
美国提出的原因不少。比如说，他们认为上诉机构自己在创造新的法律、新的规则，超出了它原始的职责范畴，手伸的太长了。
再比如说，美方认为上诉流程让解决争议过程变得非常冗长。现在每个贸易争端，平均下来要花3.5年才能解决。单单是在上诉机构的流程，就需要1年左右。这显然很不高效，有点拖延症。
这些问题当然不是美国捏造的，的确是真实存在的。也有不少其他成员国，认为WTO机构的确需要推动内部改革。
但推动改革显然需要美国的支持，可美国并没有参与其中，这让任何改革和进展都很困难。
其次，就算WTO有自己的问题，美国也不应该用阻挠任命的方式来实现目的。WTO最近的一次调研显示，没有任何成员国支持美国现在阻挠任命的做法。
用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评价来说，美国现在是看到WTO有一条瘸腿，不仅没想着怎么治好它，反而使劲踢这条瘸腿。
说到底，美国阻挠任命，本质上是希望回归丛林法则，摆脱国际法制体系的束缚。
这件事的后果当然非常严重。Peterson智库的报告，描述了阻挠任命会引发的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首先，争端解决机构的裁决，会失去法律效力，提起上诉的国家将会失去维权的最后手段。
接着，这会让大国、强国有机会重拾单边主义，用报复手段强制其他国家遵守自己订立的规则。
最终，这会导致处于相对弱势的国家对于探讨、谈判贸易规则失去兴趣。
而WTO最初建立的目的，不就是要提供一个能依靠谈判解决国际贸易问题的平台吗？失去了这个支点，WTO体系存在的最大价值，不就没了么？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说，WTO正在经历一场重大危机，甚至可以说，是WTO成立以来经历的最大一场危机。
这场危机并不是过不去，但渡过危机的前提是成员国能够支持对于WTO进行一场大胆的、全面的改革。假如这个改革到明年还没影儿，那WTO将会持续被削弱，甚至最终成为一个摆设。
这件事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很严肃的问题，那就是，到底什么才是全球政治的常态？
WTO现任副总干事 Alan Wolff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我觉得很值得深思。他说，也许我们可以说，过去的70年是一个“异常”。……自由贸易并不是常态，而一个不自由的世界才是常态。
也就是说，自由贸易和WTO这套体制，本质上是人类在国际领域从丛林法则演化到第三方裁判的过程，是从强权走向相对法治的过程。但这个演变并非是不可逆的，随时都有可能回到过去。
用清华大学法学院刘晗老师的话来说，国际法仍然是一种进化之中的法律体系。如果你对这一点有兴趣，可以去听《刘晗·法律思维30讲》里面的相关内容。
当然，关于什么是常态的说法，这只是一种观点，有的人可能会不赞同。但我觉得WTO面临的危机提醒我们，我们正处在一个大变局当中，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东西，今天都在发生改变。
人们往往会急着问，大变局之中，我该怎么办？我认为第一步还是要先看清楚，到底世界在发生着什么样的变化。
而这，正是《邵恒头条》想要给你每天提供的服务。
好了，这就是今天的《邵恒头条》，我是邵恒，我们明天见。
请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文明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