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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我们说到：扶贫这件事，光靠理论和理念是没用的，必须深入到一个个具体问题里面，去找一个个独特的解决方案。就像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几位得主那样。他们研究的，都是一些小得不能再小的题目，比如：防止疟疾，该不该免费给每家每户发蚊帐？在山区学校装摄像头，对学生成绩提升有没有帮助呢？你看，全是小事，没有宏大叙事。
其实，只要是有目标的行动，都是这样。讲原则、讲理想是容易的，但是你要想达到目标，从此处到彼处，原则、观念、理想就不够用了，必须要解决大量的细小问题。所以，我对那些把事做成的人，不论他是创业者还是政治家，都佩服得很。佩服的不是他的结果，而是我知道，达成任何目标，都比外界看起来的要难很多很多。
最近我看了北大历史系赵冬梅老师的一篇论文，讲生命最后阶段的司马光的，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一点。
司马光这个人，最出名的是两件事：小时候，是“司马光砸缸”；长大后是编《资治通鉴》。但是如果你生活在他的那个年代，就是北宋中期，你会知道他身上还有另外一个光环，就是所谓的“旧党领袖”。
公元1069年，宋神宗熙宁二年，王安石变法开始，司马光就开始当上了反对派。隔了1000年，我们看他们当年的那段争论还是挺有意思。王安石要富国强兵，说财富可以通过各种改革创造出来。我们现代人都懂王安石是什么意思。但是反对派司马光说，财富就那么多，政府别折腾，越折腾越扰民，搁在今天说，这是一种“保守主义”的思路，也有深厚的思想渊源，也有道理。
但是不管谁有理，改革的车轮一旦启动，是挡不住的。宋神宗和王安石，都是意志特别坚定的人。反对派统统靠边站。司马光靠边站了，去那儿了呢？去了当时的西京洛阳。干什么？编《资治通鉴》去了。这一年他52岁。
司马光在洛阳的那段时间，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样子，在安静的书房里安静地写作。他给是自己挖了一个地下室，跑到终年不见阳光的地穴里编书。这样的与世隔绝生活，他一过就是15年。到了宋神宗元丰七年，书编完了，司马光也67岁了。这时候他从地下室里出来一看，现实历史也刚好翻开了新的一篇：宋神宗死了，变法时代结束了。旧党，也就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人开始要反扑了。
司马光突然成了当仁不让的领袖。你想，10几年前，司马光就很有名，抛下几句反对变法的话，就去编书了，十几年间他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编圣贤书，没有牵扯到变法的各种人事矛盾里面，现在书编成了，带着崭新的军功章回来了。其他反对派大佬，死的死，老的老，司马光不当领袖谁当领袖？
司马光当时的政治资本还有一条，就是高太后，宋神宗的妈妈。宋神宗一死，留下的儿子宋哲宗即位，但是岁数太小，只有九岁。所以，只能由神宗的妈妈高太后垂帘听政。高太后，是个很有政治才能的人，后来有人称他是“女中尧舜”。但是你想，当时她在深宫中当了几十年的皇后、皇太后，从来没有理过朝政，刚刚上台，也懵啊。刚开始她也只有一个选择，就是挑选一个有名望，信得过的大臣，坚定地支持他。这个人选，当时看也只有司马光。
司马光在民间的声望也不错。神宗驾崩之后，他来到京城，据说就有老百姓围着他喊，“公无归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意思是你可别回洛阳了，留下来给天子当宰相吧，可给我们老百姓留条活路啊。
司马光果然就当了宰相。你看，天时地利人和都有吧？那司马光这个宰相当得怎么样呢？不怎么样。他上台之后，把王安石的新法全部都废除。看起来立场坚定，但结果是：两边都不满意，都有人指责他。王安石那一派的新党不用说了。旧党阵营里的人，比如说著名的苏东坡，也跟他翻脸，你怎么能不分青红皂白全部废除呢？那旧党这边呢？也对他不满意，说你怎么不把新党的人赶尽杀绝呢？在赵冬梅老师的那篇论文里，可以看到，一直到了后来的南宋时代，还有人这么指责司马光，比如著名的朱熹。司马光这宰相，当的是一个里外不是人。
那为啥是这么个结果？纯粹只是因为政治环境险恶，个人回天无力吗？看了赵冬梅老师的这篇论文，我才知道，其实有司马光本人的原因。
举个例子，当了宰相之后，司马光在自家厅堂里面贴了一张纸，叫“客位榜”，到我家当客人的都要看的一份告示。原文是文言，我就不念了，简单说就是“来访的各位，你们要是有关于朝政的话要说呢，就去写奏折。别在我这儿说。你们要是觉得我哪儿做得不好，想规劝我呢，也很感谢，但是请写信跟我说。如果是求个一官半职，或者是为什么案子说情，也请写成文字给我，我去跟其他大臣商量。你们是在我私宅到访，上面这些内容，请免开尊口”。
怎么样？司马光的形象完美吧？对自己的约束很严吧？但是请注意，您司马光现在是宰相，是对朝政全面负责的政治家了，你现在的使命是要把王安石变法引起的十几年的政治撕裂重新整合起来，然后带着大宋朝往前走啊。要想达成这个目标，就必须和各个方面做细致的沟通。现在可好，一个客位榜一贴，您自己确实像个圣贤了，但是沟通的渠道就堵上了啊。
比如，当时还有两个人，也被当做旧党领袖提拔成了宰相，司马光的副手。一个叫吕公著，一个叫范纯仁。吕公著是前朝宰相吕夷简的儿子，范纯仁的爹就更有名了，著名的范仲淹。两个人的名望都很重。
那司马光是怎么和这两个人相处的呢？司马光给吕公著写的一封信里透露：他们俩回到朝堂，当了同事，同为宰相，居然在刚开始长达7个月时间，从来没有进行过面对面的闭门深谈。身为主掌全面的政治家，不能总靠公文书信沟通吧？
更加匪夷所思的，是司马光和另一位宰相范纯仁之间关系。他们俩本来私交很好，经常有书信来往，范纯仁当宰相也是司马光的推荐的。但是一旦当了同事，司马光就不和他沟通了。元祐元年4月份，范纯仁向高太后建议说，现在财政困难，要不还是把王安石搞的青苗法恢复了吧。等到了8月份，四个月都过去了，司马光才知道这个事，当时还在生病中，居然从病床上爬起来要见高太后。见面之后在帘子外面大喊：“不知是何奸邪，劝陛下复行此事？”是哪个奸臣要恢复青苗法？范纯仁就在当场，吓得不敢说话。哎，你们两个人同朝为官，又是朋友，又是同一个政治派别，遇到不同意见商量一下不行吗？为什么非要用这种方式对话呢？
赵冬梅老师在文章里说，司马光这是在用当谏官的方式当宰相，就是只负责提意见，不负责干实事的官。对于谏官来说，不结党、不徇私、不培植私人势力，坚持原则，这都是良好品质。但是这些良好品质对他当好一个宰相没有用。他什么也推动不了。到了第二年，1086年，九月初一，当了18个月宰相的司马光去世了。留下了一个政治斗争你死我活的烂摊子。王安石变法之后，大宋王朝重新整合的政治机会就这么一去不复返了。
是不是一开头的那个道理：做大事的人，要达成目标的人，不管你有多么正确，也不管你有多么高尚的品格，如果不能从小处着眼，从小事做起，那什么也做不成。
好，这个话题就聊到这里。罗辑思维，明天见。
参考文章：《和解的破灭:司马光最后１８个月的宋朝政治》，赵冬梅，《文史哲》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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