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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我们聊到了一本书，近藤大介的《中国缺什么，日本缺什么》。这本书提出了一个看起来很奇怪的观点，日本人是在用表面上的认真负责，来逃避更大的责任。

昨天我们说到了夏普公司的案例。那请问，这只是近些年的现象吗？近藤大介说，不，这是日本文化的底色。

近藤大介常年担任中日双方商务活动的翻译。他就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日本人和中国人在谈判的时候，总会出现一种“车轱辘话”现象。比如下面这段对话：

日方董事长：向您通报一下，与贵公司的合作项目已经得到了我公司董事会的批准。

中方董事长：也就是说，董事长您批准了，对吗？

日方董事长：项目是由我公司董事会批准的。

中方董事长：但是，您就是公司董事会的最高负责人，所以项目还是要得到您的批准嘛。

日方董事长：应该是得到了董事会的批准。

中方董事长：难道，董事长您个人是持反对意见的吗？

日方董事长：我只能说，是我公司董事会批准的这个项目。

你看，车轱辘话发展到这个份儿上，中方的人难免就在心里嘀咕了，你到底啥意思？你作为董事长还不认同这个项目，那还搞什么搞？日本人想的是，我们董事会都批准了，你们还这么追问，是不是有什么言外之意？你看，一个已经批准了的项目还能这么陷入僵局。

问题是：日本人为什么要这么说话？这就要追溯到日本文化的底层了。

在日本人看来，我是集体中的一员，我不能出风头，要和其他人保持一致，，我的意见要躲在其他人或者东西的后面才能讲出来。这是日本文化的基因。

这一点也很明显地体现在日语的表达习惯中。

我们中国人说话，你我他之类的人称代词，通常都会出现在句子的开始位置。其实西方语言也是一样。但是日语不同，日语很少用到人称代词当主语。

比如，我们中国人说，“我把饭做好了”。日本人说话就直接把我字省了，说“饭做好了”。你别觉得这里面饭是主语啊，饭是不会自己做好的。在汉语看来，严格说这是个病句。再比如，我们汉语的结构是：“董事长批准了某项目”，换到日语的表达通常就会是：“某项目董事会批准了”。那到底是谁批准了呢？嗯，没有人，所有人都不想对这个事单独负责，要躲在一个集体的后面，还要躲在宾语的位置才有安全感。

你可能知道有一部著名的日本长篇小说，《源氏物语》。大概的写作年代是公元1000年左右，中国的北宋时期。这部小说号称是日本的《红楼梦》，有54回，近100万字。但是你知道吗？这么长的小说中居然几乎没有主语。读者只能根据上下文来推测每段话，说话的人是谁，又是对谁在说。

请注意这个词——“物语”。 我请教一位通晓日语的同事，卞恒沁博士，他就说，“物语”这个词其实就是对日语特性的最好的描述。对，日本人的观念世界和语言世界里，不太有人的位置，世界的主体是“物”，人是躲在物的后面说话的。

有一个著名的故事，日本作家川端康成问他的几个学生，英文的“I love you”翻成日语该怎么说？学生们翻译了几种方案，川端康成说都不对，如果是日本人的话，只要翻译成“今夜月色很好”，就可以了。这当然是一段文坛佳话，日语含蓄的特点被表达得淋漓尽致。但是从我们今天的这个视角，连“我爱你”也要变着花样，躲在月亮的后面才能说，这岂不也是一种日本人独特的逃避责任吗？

理解了这个角度，很多日本历史中让人困惑的事情也就得到了解释。

比如说，日本天皇是所谓万世一系，就是自古至今都是一个家族的基因传到现在。这一点，中国人很难理解：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嘛，为什么日本人不换皇帝呢？答案是，天皇自己执政的时间非常短，天皇制成熟之后，很快就切换到了幕府时代，就是幕府将军掌权，天皇是摆设。

在我们中国人的观念中，这种乱臣贼子以下犯上的事，这种现象可以有，但不会长久。两种情况，一种是多少会有忠诚于皇室的人，要来个拨乱反正吧？把幕府将军干掉。或者幕府将军掌权时间一长，就会自己篡位当天皇吧？

这种在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场景，在日本历史上偏偏就是没有。幕府时代长达670年的时间，日本一直保持着这种奇怪的政治结构。

按照近藤大介的解释：这不是什么乱臣贼子篡权，架空皇帝的故事，这是天皇和幕府将军都愿意看到的一个结构。因为在这个结构里，大家都可以逃避责任。

你看，将军能够以“代天皇执政”为由，巧妙地避开责任。出现问题，天皇背锅。但是在天皇看来，我任命了大将军，我又没权，我有个啥责任？所以，这是一个精巧的默契。双方都在实践日本民族最大的人生哲学——逃避责任。

好了，到了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开始现代化转型，天皇又有了实权。但是这个过程又是非常短暂，明治天皇执政的45年，算是大权在握。但是到了他儿子，大正天皇，身体不好，更准确地说，有精神病。他曾经在开国会的时候，把诏书卷起来，当望远镜看人。还有一次在观看军事演习时，他会突然跑下检阅台，打开士兵的背包乱翻一通。这几十年皇帝是这个德性，天皇又大权旁落。他的儿子昭和天皇继任的时候，日本又变成了一个奇怪的国家。怎么个奇怪？就是又形成了一个所有人都逃避责任的政治结构。

比如，在二战历史上，一直有一个争议不休的话题，就是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对啊，按照当时的日本宪法，天皇是国家最高决策者，日本干了那么多坏事，你不负责谁负责？这是我们的理解。

但是站在昭和天皇的角度，另有一番解释。当时日本的国家最高国策会议，是“御前会议”。那么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二战结束，一共14年，你猜开了多少次“御前会议”，只有15次。基本是一年才有一次。而且在御前会议上，天皇基本是不吱声。

这个会议从议题到结论都已经事先做好了脚本，天皇先象征性地询问几个问题，然后说一声：“诺！”内阁大臣们就可以对外宣布——某某项目已经经过御前会议的批准了。

所以，日本当年干的那些坏事，在军部看来，我们的政策得到了天皇的首肯啊。在天皇看来，我的确说了“诺”，可以，但是我只是礼仪性地出席了会议，我是闭着眼睛批准了军部的决定。你看，这又是一个有利于双方的“逃避责任”的组织结构和双方的默契。

1941年12月7号，日本偷袭珍珠港。决定这次行动的御前会议是12月1号开的。请问这到底是昭和天皇的决定？还是当时日本首相东条英机的决定？又或是其他军部高官的决定？到今天还是一笔糊涂账。日本就这样被一帮逃避责任的人推向了绝路。

按照近藤大介的看法，这是日本民族的性格底色。

每个人都躲在一个结构性的掩体后面，想逃避责任。但是，站在外面一看，其实不仅责任逃不掉，反而成了日本国家悲剧的源头。带着这个视角，也许我们更能够看懂日本的桩桩件件。

顺便说一句，近藤大介的这本书，《中国缺什么，日本缺什么》，是我这几年看到的最好的日本作者写的书。对于中国的分析，其中有些篇章也值得一看。今天得到电子书里面，这本书还有特价。推荐给你。

好，这个话题，就聊到这里，罗辑思维，明天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