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也是一个国庆假期，我去山西平遥旅游，看到了山西票号，就是那个时代的银行啦。回来之后，也看了一些这方面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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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也是一个国庆假期，我去山西平遥旅游，看到了山西票号，就是那个时代的银行啦。回来之后，也看了一些这方面的书，心里就生出了一个疑问：山西票号那么牛，可是在民国时代，也就是进入现代化国家之后，一家票号也没能活下来。这是为啥？
你看，中国传统中就有的行业，餐饮、食品、服装、鞋帽、制药、酿酒、珠宝首饰，都有老字号活下来的，有的还经营得挺好。那为啥本土的金融业，和新式银行竞争，无一幸免，全部被淘汰呢？按说，在自由市场中长出来的东西，应该不至于生命力这么差啊？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其中的原因。
中国本土原生的金融业，其实有很多种类型。最常见的是两种：钱庄和票号。
先说说钱庄。明朝和清朝，中国用的是银本位制度。一般是在小额交易中使用铜钱，大额交易、政府征税以及政府向官员发俸禄，则用白银。这样一来，就经常需要在白银和铜币之间换来换去。而且，白银的重量、成色等等有很大差异。只要没有银圆用来交易，交易成本其实很高。市面上流通的，有外国银圆，比如墨西哥鹰洋、大小元宝、纹银、散碎银块等等。经常需要称量银子的重量，鉴别银子的成色。
钱庄是干什么的呢？就是在白银和铜钱之间的来回兑换，以及鉴定白银成色、称重等等。这种业务，你想得到，只要币制一改革，就活不下去了。最后一击是在1933年，国民政府改革币制，有个专有名词，“废两改元”，就是把按银子重量计算的一两二两，改成了货币单位一元两元。那市场交易当然就方便了很多。钱庄的生意从底层就被铲掉了，就没法做了。
接下来就要说到票号。票号是中国本土产生的最高级、最复杂的金融机构，大多由山西人经营，所以又称为山西票号。
票号的生意就多了。异地汇兑、存款、放贷都做，和现在的金行没什么区别。那既然是银行，存款从哪里来呢？主要来自政府的公款，税款、军饷等等。清政府的公款，按规定应该存放在北京的国库和各省的藩库里，但票号老板往往说服官员把公款存放在票号里。这样，官员个人能得到好处，票号也有了经营资本。
听到这儿，你发现一个问题没有？为什么票号的存款，主要不是民间资本，而是官僚资本、公款呢？这好像和我们理解的市场经济的银行不太一样。对，原因很简单，风险太大了，老百姓不敢存钱。
这样的例子很多。1883年10月，中国市场爆发了一次金融风潮。“红顶商人”胡雪岩就是这个时候垮掉的。你看，胡雪岩靠着左宗棠发家，左宗棠西征的军费就放在他的钱庄里，还让胡雪岩经手向外国银行的借款，所以成就了一个“红顶商人”。但是金融危机一来，富可敌国的胡雪岩也扛不住。
清末，北京还有一个著名的“四大恒”，就是四家名字中带“恒”字的钱庄：恒利、恒和、恒兴、恒源。当时北京城，说一个人神气，有句话叫：头戴马聚源，身披瑞蚨祥，脚踏内联升，腰缠“四大恒”，就是四大恒的银票。但是，八国联军一来，慈禧太后是跑了，四大恒的银库被抢了，然后就一蹶不振。
那么，后来的来自西方的银行，是不是就比土生成长的钱庄票号的风险小呢？恰恰相反，银行的风险更大。
我们今天看到的银行，从纯粹经济的角度来说，都持续处于“资不抵债、濒于破产”的状态。不用等到金融风潮或者危机，正常状态下，只要大部分储户同时来取钱，银行立刻垮台。这就是所有银行家的噩梦——“挤兑”。
中国古代的钱庄票号可不敢这么玩。他们和市场中的其他企业一样，一定要确保正向的现金流。要知道，钱庄承担的都是无限责任。
那就奇怪了。为什么“资不抵债、濒于破产”的银行，反而能轻松打败勤勤恳恳、谨慎经营的钱庄呢？
概括来说就是：钱庄是自由市场的竞争参与者。上面介绍的钱庄、票号的状态，其实就是金融市场自由竞争的样子。而现代银行不是，它是垄断性的特殊行业，它的背后都是国家。
有人可能会说，你这么说不对吧。市场中虽然有中农工建那样的国有大银行，但也有很多中小银行啊，也是自由竞争、自负盈亏啊，怎么能说银行都是垄断者呢？
说银行都是垄断者，是一点儿也不冤的。事实上，今天我们看到的银行，完整名称应该是“特许银行”，是国家用法定手段正式赋予他们种种特权的产物。当然，国家的特许地位不是白给的，银行要在很多方面服从国家的严格管理，比一般企业严格得多。
现在你明白了，为什么国家要严厉打击非法集资。说白了就是，国家只特许银行做吸收公众储蓄这件事，别人不许干。
为什么会是这样？就是我们前面讲的，现代银行其实处于巨大的风险之中，如果没有国家的保护，银行根本生存不下去。比如，储户挤兑，一般政府都要出面，否则可能引爆金融危机。贷款人赖账不还，银行不可能自己去抓人，要去法庭起诉。扣押老赖财产，贴封条，得警察动手。还有，一旦银行金融产品爆雷，到了最恶劣的情况，也是要国家出手。
就拿美国来说，比如2008年金融危机最关键的时刻，美国财政部就出手购买了AIG，就是美国国际集团的资产，保住了它。事后在美国也有人讨论，雷曼兄弟公司就倒了啊，你们政府怎么不出手救呢？这违背了自由市场经济的理念啊，这还叫资本主义吗？
万维钢老师在他的课程《精英日课》里面画过一张图，我也附在这个节目的文稿里了，你可以看一下，AIG处在金融机构网络的枢纽位置，如果它倒下了，那就会连锁反应倒一大片，国家能不救吗？
为什么不救雷曼兄弟？原因也很简单，你没有“大到不能倒”，没那么重要。顺便说一句，金融危机过去之后，美国政府又卖掉了AIG的资产，一出一进还从中挣了230亿美元。
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对比中国本土的钱庄票号和现代的银行，从这个角度，就更能看清楚现代金融业的实质。
为什么中国的钱庄票号，没能像全聚德烤鸭，同仁堂药店那样，从古代社会穿越到现代社会，成为金融老字号？不是因为钱庄票号的老板不努力，而是因为他们压根是两个物种。当外国银行进入中国时，他们带来的，并不仅仅是一种新型的金融商业模式。他们带来的，是一种整合了政治经济全新的社会组织结构。因为有来自国家的充分保护，银行的资金规模大得多，经营范围广得多，承担风险的能力强得多，利润更是多得多。银行对钱庄票号，完全是降维打击。
现代金融业，虽然是市场经济的枢纽，但是它本身反倒不是自由市场经济的产物。没有国家的参与，就没有现代金融业，反过来也一样，没有现代金融业，也就没有现代民族国家。
好，这个话题就聊到这里，罗辑思维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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