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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的人际关系，一直以复杂、微妙而闻名。以至于，“关系”作为一个独属于中文语境下的词，无法被准确翻译。如今，‘guanxi’作为拼音，已成了一个英文词汇。
从年轻人的“社恐”心理、到人情社会中的“关系”问题，相信你我多少都对「中国式人际关系」有着独特的体验。
这一期圆桌派，被许多网友称为开播以来最精彩的一集。窦文涛、调查记者魏一平、蒋方舟、马未都四人，从南方的宗族关系说起，谈到了今天我们面临的「熟人社会」中的归属感和“尴尬”，以及「假象熟人社会」中基于权力交易的“假熟”关系。
1.宗族思想，是一种“大自私”
窦文涛：最近有一部热播电视剧叫《破冰行动》。讲的原型是博社村。当年我了解这件事，就是通过魏一平老师的调查报道。
魏一平：“博社村”是广东陆丰下边的一个村，叫“制毒村”。广东警方组织专案把这个村给端了，抓了几百人，完了以后捣毁了几吨冰毒。我看到新闻，然后我就去了。
窦文涛：你采访人了吗？
魏一平：基本上没有，因为当地是相对封闭的那种村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完全打不进去，话也听不懂。你走在街道上，完全你就是一个外来人，没有一个人开口，问路都问不到。
窦文涛：那个时候这件事是轰动两岸三地。你想，广东公安厅直升飞机都上去了，才把这个“头儿”蔡东家（逮捕）。
我见过蔡东家这个人的样子。他给我一个印象是那种，一看就是地方上的、不是说有多高广的智慧那种人。他实际上是乡村宗社的那种“老大”。
魏一平：老大，不显山不露水。他平时在村里都很少出现，也不是那种前呼后拥的黑社会大哥，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村民。
但是他平时主要在外面活动，陪外边的各种大老板和领导打牌。
窦文涛：我是个北方人，很多时候不理解广东乡间的一些宗社、宗族的情况。潮汕、海陆丰那边，那真是家里一有个什么事，一百多号人就来了。
马未都：抱团儿。
魏一平：是。
窦文涛：哪怕是个婚丧嫁娶，全来了。有做饭的、有在祠堂里出主意的，根本不是咱们习惯的这种「一家一户」的概念。
魏一平：博社村还是非常明显的。我第一次去的时候特别震撼，村子里大概有四十座祠堂。这什么概念？以前我们村子里的老祠堂也就是一、两个。
四十座祠堂，意味着这个村里至少分了四十个分支。就是一个人从出生，尤其男孩儿，就给你定好了你是属于哪座祠堂下的哪个分脉。
今后成人礼、结婚什么的，必须得去拜老祖宗，每年有很多仪式。每个人的身份，最鲜明的标签就是“你是哪个堂的”。
马未都：宗族思想，中国是这样。在传统文化中呢，语言系统是非常重要的，凡是有独特语言系统的人，都有极强的宗族思想。
像潮汕、温州地区，他们的语言都是外边人听着比较难的，他们的凝聚力都非常好。
闽南地区也非常厉害。我去厦门后就发现，他们现在盖的那种新建筑，经常是这种现象：啪，就来一个人跟你说这半个楼我给买走了，住的全是他一个家族的人。
后来他说，他们那儿有一个特别好的习俗：婆媳之间没有人断对错，婆婆永远是对的，你要不服气，等你到当婆婆那一天。
所有的事情变得非常简单，社会变得凝聚力非常强。婆婆说一事，（媳妇）就全都去了，就这么简单。
窦文涛：我有一个温州的很好的朋友，他来深圳，我就拉他上我们家来玩。他说行，我说咱们打一个车。他说不行，得打四五辆车。
我说为什么？他说后面十几个（老乡）。我说你自己跟我去不行吗？他说不行，他们得跟我在一起。最后我也很惶惑，就打了四五个车去了。
最后，这十几个人盘踞了我们家客厅，坐沙发上看电视、喝啤酒，我跟他坐旁边角落抽烟。
后来我想起来，我就没见过他一个人。他不管到哪儿，身边永远是一群人，我就叫他“温州帮”。
魏一平：对，这后边还不是完全是黑暗的，他甚至有点责任在里边。你有责任要去提携后辈、照顾家族的。
蒋方舟：我觉得潮汕的宗族文化又有点特别。我原来看一篇文章，就讲为什么他们宗族文化那么厉害，因为在清朝的时候，为了方便收税，他们就按宗族收税。
就是一个大的族长，他控制这个地方家族里所有成员的钱。所以可能从历史延续下来，他们的那个宗族感就特别强。
马未都：对，南方现在保留最好的是祠堂，北方就完全破落，甚至被拆了。
北方的整个农村都是非常分崩离析的那种「小自私」、「小个体」。像南方，尤其是岭南地区，广东、广西、福建、江西这些地方，它是一种「大自私」。
它胶着在一起，凝结得特别快。我多年前到法国去，法国当时好像有几万温州人，“温州帮”。
他们迅速就能集结在一起，马上就凑钱。而且那个凑钱的方式特别简单，比如说今天我要做一个事，说需要三万块钱，咱这屋里有三十个人，一人拿一千，啪就这钱就扔下了。
魏一平：不需要欠条，没什么负担。
马未都：什么都不需要。就在这桌子上就完成了。
当时的温州人特有意思，他们到法国去，都想发财，去埃菲尔铁塔底下卖模型。
之前全是北非人卖，四十法郎一个。温州人几十个人攒一个班子，拿回去，一礼拜以后上来了，卖八法郎。那非洲人就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对应这件事。
窦文涛：团灭。
马未都：当场就全灭光。所以你看，温州潮汕这些人在全世界经济上的成功，一定有道理，就是文化背景。
窦文涛：你忘了前些年那个“温州炒楼团”。
马未都：你弄不动它。
窦文涛：抱团儿。
魏一平：一买一栋。
马未都：对，所有人在这上面没有人退缩。
北方的很多文化都是嘴上说特凶，说咱冲上去干什么事，但是心里想，“我在最后一个”。问题是一百个人里有九十九个人这么想，这事根本干不成。
2.现代都市，依旧依赖着「熟人社会」
窦文涛：我觉得这个中国今天很多心理需要适应，包括「熟人社会」。
我觉得我是一个「熟人社会」的人，那天我看一个英国留学生写，他说我到了英国我才发现什么叫「陌生人社会」——
每天告诉你新闻的是陌生人；你病了，照顾你的是陌生人。你死了，烧你的也是陌生人，造你那个盒的都是陌生人。
但是他注意到，在英国陌生人间也可以信任。送报纸的有时候就给你送车库去了，那门都不上锁的。
魏一平：开着，对。
窦文涛：他说我们到那儿，就觉得一开始很难适应。
我觉得呢，我虽然在现代城市生活，但在某一个语言上就是“失聪”。办个驾照、签证，窗口里的工作人员跟我讲的话，我需要他重复好几遍我才能听懂。
我发现我之所以还能活着，是因为我的朋友加起来是一个“百科全书”。我非得从熟人这儿听，这事怎么办、医院怎么挂号，我要是按照那个陌生人社会那个（规则），我到派出所我都听不太懂。
蒋方舟：对，我潮汕这边的朋友也这样，他买东西要看他的朋友圈，看他的潮汕老乡在卖什么，就跟人家打电话，说我要什么什么。我说你为什么不用淘宝，他说从来不用，没有下载过。
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一种此消彼涨的一种关系。现在年轻人，他们熟悉了各种手段和技术之后，对熟人社会的依赖性就降低了。
而如果你对技术手段、市场社会不熟悉的话，你对「熟人社会」的依赖程度就会变高。
窦文涛：像东莞商会、潮汕商会，他们还是保持着那种，不在熟人社会中，连发财都发不到。
魏一平：没错，特别明显。
我做过一个东莞的报道。东莞这个城市很神奇，它既不是特区，不像深圳这样有名分，但是它的繁华和发达程度都是超乎我们想象的。
我当时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发现：早期来东莞投资的这些老板，主要是港商。那些港商其实是当年从东莞逃港出去的。老乡、堂兄弟什么的，在香港立住脚了以后，七八十年代办过工厂，积累了一点资金。
所以到了八十年代初，东莞当时的领导想了一个办法，招商引资是怎么招呢？就去打听在东莞谁家的谁当年逃港出去了，你家有什么亲戚在香港那边办工厂？让你去香港去跟他好吃好喝把他劝回来，回老家办一个工厂。
整个是这个同乡会，当年这个家族一串一串地给拎回来的。
3.熟人社会，也会带来“尴尬”
马未都：你刚才讲这个「熟人社会」和「生人社会」之间主要的一个问题是，我们今天没有信任，而且是极度缺乏信任。
比如你家里请一个保姆，你要防着她拿你东西。而且一旦有保姆拿你东西，这个事情被放大以后，所有人都开始不信任。
那天我看到一个新闻，一个人说他孩子半岁的时候请了一个保姆。结果那保姆抱着孩子没了，一走二十六年，那谁受得了。
这种事情对社会的打击是非常大的，那么就只好相信“熟人社会”。
在南方，“熟人社会”有特定的语言，封闭环境保护得比较好。一旦它是一个开放环境，它就出现一个现象叫「杀熟」，那就死了。
蒋方舟：对。
我觉得人情是个很微妙的事情。我小时候看一本笔记小说，讲到有一个人到同乡家作客，他曾经帮过他同乡一个大忙，所以他就觉得自己很心安理得。
他晚上听到，那个同乡跟他老婆说，这人曾经帮过我一个大忙。他老婆说，你这样做，还得上这个人情吗？同乡说还不上，他老婆说，那你再加码、再这样做呢？还是还不上。他老婆说，那就只能把他杀了。
然后这人听到后连夜就跑了。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你也不能帮人家一个大忙，人家觉得还不上，反而造成很大的一个负担。
窦文涛：干脆去了这个眼中钉。
蒋方舟：我的一个朋友他就形容挺好，就说帮忙这件事，分“利息”和“本金”。你相互帮点小忙，动的是利息，有借有还，钱生钱。但你如果动了这个大的本金，你帮人家忙也好，你被帮也好，都要考虑到你能不能承担这个后果，你有可能就被干掉了。
马未都：我们今天确实是一个人情社会。你没有这个路子，很多事就死活都办不成。最后突然你找到一个人，很简单就把这个事办了。
所以你就被迫相信「熟人社会」。过去那种生人之间的信任丢得一干二净。
我老婆那时候去杭州到灵隐寺拜佛。她比较信佛，说身上什么都不能带，然后她就把钱包、书包和身份证件什么的全给了路上认识的一个人。她说我进去拜佛，你等我。
她进去比她想象的时间长，大概有两个小时才出来，那个人还在路边等着她。今天谁敢干这个事。
蒋方舟：对。
马未都：三十年前的社会是如此的信任。如果不是一个如此信任的社会，她也不会这样做。今天有没有这种人，我想依然有这种人，但是没人做这件事。
魏一平：不敢给。
窦文涛：我记得的是陈寅恪讲过一句话，就是说这个道德变换的时代，有一种人叫“巧人”，有一种叫“拙人”。
“巧人”是享受了新规则的权利，用新规则的权利避开了旧规则的义务，用旧规则的权利避开了新规则的义务。“拙人”就是老实人，承担了双重义务。
魏一平：没有用好权利。
4.「假熟社会」“生”和“熟”间的界限模糊
蒋方舟：在现代社会，我遇到的一个问题是，我以为我是摆脱了熟人社会的一代，因为我亲戚、朋友也不在北京，就是我不帮人，人家也不帮我。
但我那天遇到一个事，卖我房子的中介，他找我借十万块钱。他说姐，这关我实在过不过去了，我找你借十万块钱，他说我们都很熟了。
我就觉得怎么说我们就很熟了？他认为我天天见到你，我还给你卖了房子，我们就成很熟了。
我最后没借给他，但我内心非常纠结。所以我觉得当今有的时候「生」和「熟」的界限也变得很模糊了。
窦文涛：说起这个，我想起来我家亲戚发生的真事，吓坏了。
他们住在十几楼，然后那儿有个人挺好的保安，每天见面点头，有时候看你拿的菜多帮你。
但是有一天，保安忽然说，我老婆从村里来了，今天晚上能不能在你们家住，就在你们家客厅打个地铺就行。
亲戚当然觉得不好，但是怎么拒绝他？
你也不能说这个保安他想得不对，我觉得，这是不是就是他的一种“乡村生活逻辑”？在村里的话，就是觉得咱们挺熟了——我天天见你，我老婆到城里来又没钱，今天在你家将就一晚上，有什么不可以呢？
马未都：这就叫「假熟社会」，我们今天就进入一种假熟社会。
魏一平：你天天见不一定熟。
马未都：那种你说不熟吧，但你确实认识这人，他提出的条件，你认为就是非分的，但他认为是在合理的范围内的。
所以这里就有很多问题。现在有很多人家里要请人，要么是家政公司，要么就是找乡下老家的人。
我有一个朋友，他就请的老家的（保姆），是那种拐来拐去的、特远的亲戚。
他是需求远的时候，他就特远；需求近的时候，他就特近。
魏一平：没错。有事了咱就是真亲。
马未都：然后他不是喜欢收藏吗？他就看拍卖会，突然他看到看一幅对联，说这对联不是我买的吗？怎么在拍卖会上卖呢？
他问我，我说你不能动这事，你直接报案，他就报了案了。报了案公安局就把这保姆从他们家带走了，带走后公安局马上就把他给叫过去，说她（保姆）拿了不只这点儿东西，他一下就愣了。
结果那单子一看，那东西多了去了。
他回去跟他老婆说，那怎么跟老家交代，你把她抓了，老家的人全上你们家这儿来，那怎么办呢？而且东西绝对追不回来了，就是把她判了刑，你顶多就是出一口气，钱是回不来了，但恶果会来。老家的人会来。
魏一平：你伤了整个“网络”。
5.宗族关系之所以能维持，是因为有「契约网络」
窦文涛：魏老师，你经常跑乡村采访，有没有感觉到我们如今这种「不知所措」？
魏一平：（如今）人和人之间的界限和关系，每个人的定位差异特别大。原先是比较稳固的——血缘家族、亲情关系的远近，基本上农村我觉得是以这个来定位的。
但是，后来有的农村人出来打工了，有的在城里发了财，有的没发财又回去了，整个关系的远近就模糊了。城里也是一样的。
蒋方舟：是不是在一个封闭环境中，它有自己的一套“信用体系”，比如大家都说这个人的人品不好，那我们都知道这个人。但是你一旦产生了距离，比如他来到城里，他就脱离了这个信用体系和惩罚体系。他不受法律惩罚、也不受人情惩罚。
魏一平：我因为全国采访基本都走遍，我感受比较明显的就是福建、广东、浙江。这些地方，它那种坚固的那种宗族关系也好，家族、同乡关系也好，那种相互之间的信任的契约还是很强的。
就为什么我敢“啪”借你几万块钱，不用打借条？那是因为我背后有很强的「契约网络」在这儿，就是我觉得你这人肯定跑不了。你即便把这笔账赖了。第一，我认了。第二，关键最大损失是对方。就是你再借，借不出来了。
蒋方舟：在这个网络中失信了。
窦文涛：在有些宗族社会里，就像蔡东家他们，谁家被公安局抓走了，对他来讲是不问对错的，然后哗一百多人聚集到一块儿。
蒋方舟：想怎么办？
窦文涛：捞，给他送钱。他不像咱们，咱毕竟知道犯法了，是吧？
马未都：咱都躲着。
魏一平：回到说祠堂的浪潮，在清朝初年，那时候博社村是制糖业，而且它又是甲子港，港口经济的发达，带来了它第一轮祠堂。赚了钱了嘛，就开始为自己来立祠堂了。
到了民国年间又是第二轮，除了经济繁盛以外，更多是那时整个社会都混乱。政府的治理权到了末梢，已经下不去了。
窦文涛：对，弱势政府。
魏一平：弱势政府就混乱混战，所以它只能靠宗族来治理乡村。
再有第三波其实就是最近这几年。本来建国后大一统、吃公家饭，宗族没落了，不再鲜明了。
但从九十年代末开始，博社村市场经济又起来了。我记得很深，当时有一个导火索，是它要重新分虾塘，养虾的池塘是他们村里经济收入最好的一个来源。
你家里要占据了很多虾塘的，你承包到期了应该拿出来，有人愿意承包，咱要重新分配。这一轮财富的重新分配，这个宗族又兴盛了。
马未都：所以南方这种血亲关系特别重要，你注意看，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大起来的都跟家族有关，你像李嘉诚（潮汕人）现在把企业都交给两个儿子。
马未都：香港的这个四大家族，全是家族企业。
南方的企业做大的都是家族，第一代人都交给第二代人。在这种家族当中，他肯定也有矛盾，但是有矛盾都自我去消化解决掉。
北方的就分崩离析，把对方搞进监狱。
6.熟人社会，给人「归属感」
蒋方舟：我觉得可能是，中国人或者很多人，他们对于公共生活有一种畏惧，尤其是现在年轻人。
他们对公共生活的理解，就是“有人要管你”，一到一个公共生活的领域，就觉得自己要「被规定」。
所以我觉得，我们对于公共生活，对于他人的责任和义务，好像一直缺乏一个建立起来的机制。
魏一平：我们从小被鼓励行使权利的机会太少了，以至于现在没有行使权利的欲望。
马未都：我小时候都在我们军队大院儿里。它又很有意思。
第一呢，大家都特别愿意做无偿的劳动，比如打扫卫生、灭蚊子，有人一喊，各家各户，谁不出去都觉得丢人。
这里有没有矛盾呢？我们那孩子里都有矛盾，但出去打架的时候没矛盾。
蒋方舟：是不是因为有归属感？
马未都：就是归属感。
蒋方舟：我们现在没有什么归属感。
窦文涛：对，这就说明人性中是需要归属感的。
魏一平：他是有安全感，也是一种保护，有组织。
马未都：对，保护。我们一出去人多，每个人心里都特安定。对面一看他们才来十几个人，我们这三十多个人呢。从阵势上都有这种归属感。
窦文涛：我现在还是熟人社会里的人，我的安全感好像还是来自于我有一圈儿朋友。
马未都：总有人帮忙。
蒋方舟：对，很多年轻人标榜自己不依赖熟人社会。但是我后来发现，他不依赖熟人社会，但他其实对他的配偶、父母、子女的依赖性格外强。
你总得有个依赖的。现在好多年轻人，包括日本的年轻人，就处于一种没有归属感、又找不到熟人社会（的状态），他们反抗的方式，有一个流行的词来概括，叫「社会脱退」——
就是，我打一份工，同事不停地换，我没有同事关系，也不跟父母住在一起。我的钱刚好够生活，但也不能生活得太好，下班后我就在家待着，打打游戏、撸撸猫。
他们其实是，我也进不去熟人社会，我就从整个的社会生活中脱离出来。我觉得这也特别可怕，社会脱退。
窦文涛：在日本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家里楼上住了几十年都不下来。连老母亲都很难见到他。吃完饭，这个碗筷放在那儿，老母亲知道是吃过早饭了。完全离开这个社会。
7.「假象熟人社会」，无关情感，而关权力
马未都：我们今天还有一个潜在的「假象熟人社会」是很可怕的，比如一个家长群，里面有四十个家长。这个班主任遇到一个难点，“啪”就发一个群，马上就有人响应。
这就是「假象熟人社会」，因为家长有求于他。
魏一平：它不是基于情感，它还是基于交换。我给你办件事，你对我孩子好一点儿。
马未都：交换是公平的也好，但它是一个非公平的。
马未都：就是所谓“权力寻租”。不要以为只有腐败官员在“权力寻租”。最简单的“权力寻租”，是看门的大爷。
你找他，他不让你进，让你等五分钟。他可以不让你等，就是“权力寻租”。他获得什么好处？什么好处都没有，他就难为你一下，他心里就高兴。
蒋方舟：我觉得这其实和刚才说的「社会退脱」是一体两面。就是它没有一个基于情感的熟人关系，所以就找非熟人去制造一种“假熟”的假象。
而其实，每个人都是一座孤独的孤岛。
马未都：我刚才说的看门老头儿，他应该9点开门，但他每天都要9点02分、03分开门，每回开门时门口已经堆一堆人。
魏一平：这是他的权力。
马未都：而且开门的时候，还要慢悠悠地开。就是要那过程，要那个存在感。
我就不能早开，我的权力就是这个。他觉得晚开两三分钟不叫晚开，就是这么个态度。
……
请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文明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