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谈到中国作家写作中对“性”的兴趣，阎连科和马家辉，讲到，比如说苏童的小说虽然没有那么赤裸裸，你会处处觉得有一种性的暗示在中间。那比如余华的那个《兄弟》，那更加赤裸裸了，中国作家，尤其男性作家，对这件事情都有他的兴趣。谈到我们文学的祖师奶奶张爱玲，在小说里面你看，每一个部分都注意女的身体，她胸部大还是小，女跟男的关系，张爱玲的小说色情的部分，性的部分是非常多的。
窦文涛：今天家辉博士也很兴奋，我也很激动，咱们请来阎连科老师，幸亏您正好是在香港。
阎连科：我在科技大学住校，再次来这里我也很激动。
窦文涛：为什么呢？
阎连科：因为《锵锵三人行》是我们家里常看的节目，经常说这是我们家做的最好的一道菜，就是做的荤菜多的时候，这个节目就是一道素菜，做的菜特别不好吃的素菜的时候，这就是一到荤菜，我觉得我们家的生活调配的非常好。
马家辉：我是想了好久才终于想到找阎连科老师来，因为我上回找了那个彭浩翔嘛。
窦文涛：对，那导演，香港的导演。
马家辉：那最后网上就说，恭贺凤凰卫视终於找到一个嘉宾的普通话比马家辉还差的，让我非常高兴。
窦文涛：找到一个嘉宾的河南话比我还好的。
阎连科：想到河南话至少有一个多亿的人口都是讲这种话，那是很大的一个国家，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
窦文涛：而且我看见阎连科老师，我激动是有理由的，很多年之前，我就是看过您的那个小说，我是先知道您的小说才知道您的大名，所以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呢，我就是当一个色情小说看，为什么作家都，好像尤其是很多这种河南的作家，都喜欢写性呢？
阎连科：中国的作家都喜欢，不止河南的作家，比如说贾平凹的《废都》。
窦文涛：对，贾平凹，陕西的，跟你也近。
阎连科：但比如说苏童的小说虽然没有那么赤裸裸，你会处处觉得有一种性的暗示在中间。那比如余华的那个《兄弟》，那更加赤裸裸了，我想中国作家，尤其男性作家，对这件事情都有他的兴趣。
马家辉：女的也是，我们常说张爱玲，经常谈到张爱玲，说是我们文学的祖师奶奶嘛，可是在小说里面你看，每一个部分都注意女的身体，她胸部大还是小，女跟男的关系，张爱玲的小说色情的部分，性的部分是非常多的，可是是不是中国作家，比方说好多是从农村出来，农村里面生活没事干，一到六点天黑没有灯，那基本上就离不开自己做爱，或者说偷看别人做爱。
阎连科：不是，完全不是你们想的。
窦文涛：阎老师小时候在河南洛阳的一个村庄，也是很压抑。
阎连科：也谈不上说压抑，但小说里净是缺钙补钙，缺铁补铁，你生活中缺了什么东西就在小说中有可能去想象什么，表达什么，如果你这件事情过分充分多，你反而可能写不好它，那我觉得缺了一点点你可能写的刚好。所以我想其实，为什么男性作家去写这个东西多，是因为整个中国作家都缺了那么一点点，这一点点刚好够用在小说上。
窦文涛：那还有一个说法我不知道您高兴不高兴听，就是关于介绍阎老师，一般都是讲说他是莫言之后最有可能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就算之一吧，这算夸您，您高兴不高兴？
阎连科：没有，比如说你这么一说，明天那个奖给我，我肯定非常高兴，但你一说他遥遥无期，说这跟没有说，那我觉得就没有什么意义。
阎连科：莫言拿诺奖后过上“非人”生活
马家辉：其实这样说起来，对于莫言，莫言老大去年拿了诺贝尔奖之后，经过一年，刚好过了一年了嘛，对于作家，中国作家，特别你们一级作家，其实影响是什么？让你们更心灰意冷吗？觉得算了算了，不写了，都没得机会拿奖，还是说更要努力，有什么样，你看到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阎连科：其实不会有一个作家说，包括莫言，我的写作就是为了诺贝尔奖，我为了茅盾奖，为了多少多少奖金，这个东西一定天上掉下的，掉到我头上，那我就伸手接过来，没有掉过来没有有人会争它抢它，就是给你我会去接，不给你没有人不会去争，这是中国作家已经比较好的心态，但是会被媒体，被读者无限地夸大这些东西，包括莫言在内，我想其实莫言是一个极其聪明的作家，绝不会为这件事情做任何想法。当然他也是中国最好的作家之一，拿到了，掉到他头上他也就伸手接下来而已。
窦文涛：但是最近莫言都受不了了，听说在一个场合，就终于说出来了，说你们以为我真想得诺贝尔奖吗？我一点都不想，还说真话，这是得了，得了可以这么说。
阎连科：但确实现在我想莫言过的是非人的生活，我经常说这个奖其实给中国作家也可以，最好这个人到了70岁，75岁，出门也走不动了，说话也说不动了，给一个奖拿过来在家就休息了，如果想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要跟朋友喝酒、聊天，甚至说我要和几个朋友去按按脚之类的，那我觉得这个奖就不要到来，就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让一个人可以说闲话，可以聊天，可以说些，乃至于说些不三不四的话。
窦文涛：没错。
阎连科：拿了这个奖可能一切正常人的生活就到此告一段落了。
窦文涛：对，莫言同志肯定低级趣味是少了很多。
马家辉：可是真的会有这样大的压力，因为拿了那个奖，假如你说你写作就是写作，等于你拿奖以前也没有人期待每个人都是一本正经地坐在那边，可是拿了奖毕竟还是有，不管媒体还是读者眼睛在看着你，对吧。
阎连科：拿了奖你可能就不再是一个作家，你是一个明星，你要过的也是一个明星的生活，而作家是没有明星生活训练的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说走就走，完全不顾及一切。当你在一夜之间变成明星的时候，你其实没有之前的明星生活的训练。
窦文涛：对对对。
阎连科：这时候你就不适应了。
窦文涛：这个说的太贴切了，他不适应，会不会就像一个农民他刚进了城，他也有很多不适应。所以我为了讲这个话呢，我老觉得得诺贝尔奖的其实就该是像莫言，或者像阎老师这种，他从农村里走出来的，因为中国毕竟大部分面积它还是农村，主要的人口还是农民，所以它这个很有代表性。因此我就说，阎老师，你觉得最近中国农村就是一个探讨的话题了，说因为村也不像村了，你现在回家，跟你这些村有什么不一样，你的感触。
阎连科：我想不是村不像村，而是那些城不像城了，城更像村了，结果闹的村就不像村了。比如说我们今天，当然说北京、上海、广州这些老城市，大城市，它是一个城市，但是到了二线、三线的城市，其实它不是城市，它是一个扩大地乡村，我觉得它变成一个乡村的时候，那个乡村就觉得我已经接近这个城市了，已经像了，结果闹到今天就是说城不像城，村不像村。当农村人过的非常渴望城里人的生活，城里人非常希望过乡村人的生活。
窦文涛：田园生活。
阎连科：处于这样一种交叉地带，当然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故事，都是因为这种交叉发生的。
窦文涛：所以我们基本上都是生活在城乡结合部。
阎老师既然你是研究性的专家，我想问一问，你看你这书，《炸裂志》，这是阎老师的新书，一般对他的形容叫这种魔幻，什么荒诞，什么现实主义，但是他自己有个名称是吧，叫神实主义。
马家辉：神经写实主义。
阎连科：不是那意思，我认为中国批评家非常地偷懒，乃至于读者也被批评家惯坏了，一说到中国的作家那就是荒诞的，魔幻的，后现代的，黑色幽默的，夸张的如此，其实中国的文学确实汲取了很多外来文学的元素，但它已经有自己的某种东西存在，但是我想批评家不去探讨那些最独特的东西，老是去盯着那些非常共性的东西，那你一着急觉得，你不要老说我黑色幽默，不要说我魔幻夸张，你特别无聊，特别没事做，那就自己给自己想一个什么东西。
窦文涛：想一个词。
阎连科：那就写了一个社会的发现小说，当然也探讨了现实主义，探讨了后现代，现代，最后将真正中国的小说，他出入可能是在神实主义，这种神实主义，其实我想他强调的是那种所谓的内真实，所谓的内真实就是说我完全不管你生活的表面什么样子，我只管生活的底部是什么样子。像一条河流，我完全不管你河怎么流，表面有什么浪花，我只盯住河床是什么样子，前边后边该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
阎连科：农村对性的态度没有变化 对婚姻的态度变化巨大
窦文涛：你瞧瞧，阎老师虽然是农民，也会说咱们听不懂的话，就神实主义我想了解，不过我最想了解的，就说您作为研究性的专家是吧，我是想问您，您说现在中国的农民，中国农村，就说你们老家里的，这些年来农村里对性的态度跟你小的时候相比，到今天这个时代，你觉得有什么变化？
阎连科：性的态度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但婚姻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窦文涛：比如说？
阎连科：比如说一般的，当然我们说的婚姻自由是毫无疑问的，一般的说谈恋爱就不需要一定要有个媒人在中间，但最重要的是婚前同居比较普遍了。
窦文涛：现在农村啊？
阎连科：对，同居普遍也被大家比较认同，但是有一点，我同居了我就是为了婚姻，不是说今天一夜情，明天再一夜情，不是这么情况。还有比如说我在我这个农村就非常神气，我上次跟家辉老师在说，我们县委书记就告诉我说，哎呀连科，你这个村庄非常好，我说怎么好呢？他说已经20年的人既不生也不死了，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生死由于计划生育问题，一生我就不要报户口，永远生孩子就不需要报户口，也不去领结婚证，不领结婚证就不存在生的问题。
窦文涛：就没有报人数。
阎连科：对，死亡的要交土地，那死亡我也不报告政府这死掉了一个人。
窦文涛：死了要交土地。
阎连科：分了一份土地，这个人消失掉了，土地要交回给政府嘛，那这样大家我既不生也不死就这么进入完全一个自然状态，或者进入一个非自然状态，我想性是一个非常的，农村还是比较保守的，但是婚前同居之后一定是和婚姻结合在一块，它的离婚率并没有上升。
马家辉：农村是保守吗？没有，我对这个一直怀疑，因为我接触的内地的农村朋友越多，我越陷入他们的性开放，他们那个对性的概念跟城市不一样，城市里面也有性，也有所谓乱七八糟的性，可是会把他压住，不讲，只做。那我碰到很多农村出来的朋友，不管男人女人都讲，就直接说，甚至女的就说，我在那边偷情过快乐，还描述了在荒山野地，说家辉你们城市人不懂的，我们那边的田有多大，草有多高，躲在里面，躲在那边打野战是有多爽等等，他们都完全不仅跟我讲。
窦文涛：这是农民女作家？
马家辉：不是女作家，农民农民，就在一大帮人里面讲，好像对他们来说，至少在我碰到那些人，这些没有关系，最重要是什么？能够生存下来，甚至能够赚多钱，我有钱盖房子等等，其他的你不用管我，你也没资格管我，我都碰到这些朋友。
阎连科：他的性我想你即使在1949年以前也好，民国时期也好，今天也好，没有大的变化，解放前我们会听老人们开玩笑说些故事，今天仍然说这些事情，今天这孩子们对性其实也还是那样一个非常文化的、民间的、传统的，但是婚姻的关系完全淡薄了，我完全不领证，然后我们就夫妻就过去了，最重要是他上一代人，比如和我年龄差不多的人都已经认同了这种婚姻模式，我也不需要法律什么东西，我只需要民间的一个婚姻的形式，比如说我们什么三鞠躬啊，请很多客人啊，这件事情就已经被认定了。
窦文涛：其实那不是有点像中国古代了嘛，就是那样也不是说有个婚姻登记所去办个手续，他也就是全村人摆酒，证明你们俩，行了礼就算结婚了嘛。
阎连科：这个是发扬中国传统的一部分，这是恢复到传统，我们今天要讲国学要恢复传统，其实这也是一个传统。
马家辉：那离婚怎么办？离婚呢？
阎连科：所以我说他的婚姻是相对稳定的，当然也含有离婚，那你没有登记，你们两个分开就完了，当然将来有孩子，要上户口问题，那就要交3000块钱，5000块钱。
窦文涛：他们未婚同居就主要是为了生孩子的问题。
阎连科：对。
窦文涛：就不结婚。
阎连科：但之后，比如说前面有了一个孩子，或者为了上学，最后会去补一个手续，但是人们就是比较认同我们这个婚姻的形式，而不会认同那一张纸，那是一个非常形式化的东西。
窦文涛：对，孩子也不需要一张纸才知道谁是他爹是吧。
阎连科：所以我想他可能是这样一个变化。
窦文涛：但是你说现在出台这政策，就是二胎，可以生二胎了，什么独生子女可以生二胎了，这个对农村有意义吗？你们早就生三胎了，是吗？
阎连科：有意义，比如原来大家说我生个二胎就不能再生了，现在不说都可以生了，那我就可以生个三胎，对城市更有意义了，它还是有意义了。
马家辉：像我记得当初阎老师要写作的一个最重要理由是想离开农村嘛，他是那个好像看到人家报纸，看到看到那个张抗抗，那个女作家，拿了一个文学奖，上还有一个出版社就把她请去上海，那阎就觉得说原来写小说这种东西可以离开农村啊，他就写，他完全没写过小说，一口气写了30万字，对不对，后来离开了农村。那现在你们，现在农村坦白讲一部分的人富起来了，你们那边的人还那么希望农村吗？
阎连科：我想任何一个地方，即便富起来的地方他也非常希望离开这样一个地方，为什么温州人要出国，除了挣钱以外，那些国家的文化、环境，钱也好挣，种种原因比他这个地方好，农村离开乡村到城市去，一定是我们数代人，一代人，一代人的必然的过程，你只要是乡村你就渴望到城里，你是个小城市你就渴望到大城市，你最终在北京、上海年轻人我就渴望，希望到日本去，到美国去，到英国欧洲去，那一个必然的过程，当然你到了40岁、50岁、60岁，你会觉得我还是回家里去吧，但是前边的过程我想是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必然要走的一条道路。
马家辉：因为我碰到很多农村的年轻人，也没有很多，一部分，是说宁可留在农村里面当个土豪，多过瘾啊，不用受法律管，什么乱七八糟，买一部车是用金条来交易的，你们那边土豪多不多？
阎连科：土豪肯定不如南方多，但是有一点，各种事情都会发生，比如说我在80、90年代，我们那里有个非常富起来，捞到第一桶金的人，率先买了一个，那叫桑塔纳的车，红色桑塔纳，就开到我们那个临近的村庄去了，去的时候他把车开到自己家里的院里停下，第二天，突然一夜暴雨把那桥给冲垮了，把那路冲垮，从此这个车就永远搁在他家的院里，隔了数年成为一个展品，就农村的事情是非常奇奇怪怪。
窦文涛：为什么我老有一种偏见，我老觉得农民能写长篇小说，就农民性格的人，你看贾平凹、莫言，你看这个城里的写个中篇，你像王安忆当然也写长篇，但我老感觉像中篇，但是写这种大部头的，你像这种，还有那个什么《白鹿原》啊，我怎么感觉是不是农民比较能吃苦耐劳还是怎么回事？
阎连科：农村人向往城市很正常 城市总比乡村好
阎连科：我想长篇小说其实是一个重体力活，中短篇类似一个脑力活或者轻体力活，这个东西要坚持数年，至少你以后做下来要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每天去做这件事情。
窦文涛：还真得是。
阎连科：这是一个非常笨的人才有可能去做这件事情，就是极聪明的人是不会去做这么笨的活，笨的作家写长篇，聪明的作家写中短篇。
窦文涛：刚才咱们聊到农村，最近他这个研究社会的人说，说真的到农村去看，现在中国乡村叫什么凋敝，感觉就剩下什么老弱病残跟他说那个完全不一样，你看到是这样吗？
阎连科：今天大家说凋敝也好，说农民工也好，其实这件事情都非常矛盾，很突出，但被我们说的时候是有所夸大的，因为农民工也好，凋敝也好，确确实实人气变得稀少了，走到村街上，年轻人都已经离开出去打工了，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了，但是村庄的其他东西，房子还在，公路还在，老人和孩子确实都还在，但我想这不是一件特别坏的事情。
窦文涛：怎么讲？
阎连科：让所有的人都守住这个村庄，你们城市人在那过的非常好，让我们守在这里，你什么道理对吧，那我想其实一个村庄越是凋敝，他有可能后边会越来越好，如果一个村庄，今天这个村庄人气很旺，那个村庄明天仍然是那么落后，那我是其实让所有的人能出去就出去，外边永远比家里好，城市永远比乡村好。
马家辉：不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留守儿童嘛，出去了中年、年轻的，剩下老跟小的。
窦文涛：还有留守妇女呢。
马家辉：对。
窦文涛：听说几千万留守妇女，她们在村里乱不乱？
阎连科：那我完全不知道，但是留守儿童我想这肯定是政府的一个巨大问题，不是我们可以讨论解决的，政府只管我这条高速公路修出来，我只管那个桥梁修起来。
窦文涛：那你说现在，都是浩浩荡荡说中国城镇化运动，我不太懂，将来真的中国就没农村了吗？村子也像城市一样就全变成城市了吗？
阎连科：我想其实它是把农村变成城市，我刚刚说它也把城市变成农村了，它实际上是这样一个情况，我把无数无数的乡村变成镇，镇变成城了，然后就是一个文件，几块砖头，两条公路，根本上那些人还是农民，就是农村的一个扩大化，农村向城市的一个扩展，而实质上这样就看是不是城镇化真的要看大家过的是什么日子，什么文化，什么生活方式，不在那条公路，那一栋楼，不在你那个身份证和户口本。比如说现在忽然会说我们有多少多少人口是城镇户口，已经城市化，那就是一个户口本和身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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