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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再给你介绍一本书，叫《抢街》。副标题是“大城市的重生之路”。咱们得到里面也有电子版。这本书的作者是珍妮特·萨迪·汗，纽约市的前交通局局长，书里主要讲的就是，她是怎么解决像纽约这样的大城市的交通拥堵问题的？

我们可以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如果你是她，现在纽约市长找到你，说你给我解决纽约市的交通拥堵问题，你能拿出来的方案是什么？

直觉上，能做的事只有两件：第一件是修更多的路。能拓宽的地方拓宽，能架桥架桥，能修隧道修隧道。第二件是，减少汽车上路。单双号限行，外地车限行，买车摇号。这些招儿我们听着都熟。

对啊，除了这两件事，还能干吗呢？一个资源难题，本质就是路不够用，无非就是这两种解决方案嘛：要么开源，要么截流。要么建更多的路，要么让路上有更少的车。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高招呢？

这就是这位珍尼特局长在纽约干的这些事的价值了。她找到了一个新思路。

举个例子说，纽约最堵的地方在哪里？时代广场啊。那个地方号称是“世界的十字路口”。每天有35万人经过。最疯狂的是1999年12月31日晚上，一共有超过200万人在这里迎接千禧年。但是，时代广场的面积其实很小，不到1700平方米，也就五分之一个足球场那么大，你想想，这该有多挤啊。

那为啥这个地方人流量那么大呢？你要是看过纽约的地图就知道了。纽约的城市规划做得非常好，横平竖直的街道像个棋盘。但是偏偏就有这么一条“百老汇大街”斜斜地从南道北纵贯下来，这条斜路正好在时代广场这个地方切出了一块三角地。几条繁华道路的人流都汇入到这里，所以，这里才繁华啊。

但是，繁华的副作用就是堵车。百老汇大街，英文是Broadway，意思是“宽阔的街”，但是，和那么大的人流量、车流量相比，再宽阔的街也不行了，照样堵车。

堵车这个事，不仅仅是耽误开车时间这么简单，它还有传导效应。时代广场一堵，周边的百老汇大街，第七大道也就堵，它会延伸；时代广场一堵，就把地面压得破败不堪，一下雨就积水，所以雨天更堵；一堵车，人的心情就烦躁，所以，时代广场交通事故的发生率比邻近的大街高出137%。这个地方很危险。

所以，当这么个难题摆到交通局局长珍妮特面前，用她的话来说，这是“连天体物理学家都解决不了的超时空难题”。

那咋办呢？扩建新路吗？我们以前有一期节目就介绍过洛杉矶405号公路的故事，那条路的外号叫“灵魂杀手”。扩建之后的结果，就是更堵。

那为啥呢？你想想，那是一个恶性循环啊。扩建道路的空间是有限的，而人买车用车上路的能力是无限的，这不就应了庄子的那句话吗？“以有涯随无涯，殆矣”。

这时候，珍尼特算了一笔账：时代广场，寸土寸金对吧？这个地方的每一寸面积都该高效利用吧？但是利用效率怎么样呢？每天涌进来的30多万人，只利用了路面的11%，剩下89%的路面是被车用掉的。一天才能过去几辆车？这明显不合理啊。

其实我们随便站到一个中国城市的路口，也会看到这个现象。车再堵，即使堵到完全不能动的情况下，车的前后左右也留下大量的空，对道路面积的使用效率一点都不高。一辆车的宽度大多在1.8米以下，而车道宽度基本是3.5米。你看，浪费了一半。而车一旦走动起来，前后空余的道路面积就更大。

所以，当我们说一条路很堵的时候，我们到底是在说什么？

本质上，我们是在说，这条路如果主要服务于车的时候，资源不够用了。而实际上，这条路的资源如果从人的角度看，还没有被充分利用。

想到这儿，珍尼特的方法也就出来了：封路。把街道“抢“回来，还给行人。现在你明白了，她那本书为什么叫“抢街”了吧？替人从车手里，把路面的使用面积“抢”回来。

2008年底，珍妮特的工作组开始动手了。两手都硬：一手是禁止百老汇大街的车流开进来，把时代广场从此变成了纯粹的步行街；另一手呢？工作组用鲜艳的颜料在路面上画出休闲区，摆上露天桌椅、绿植、阳伞，邀请人们来街头闲坐。

听到这儿，你可能会觉得，这有什么新鲜的？车多，就不让车走，把这里改成步行街，这能是治本之法吗？这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啊，这是头痛砍头脚痛砍脚啊。这里不堵，但是车还在啊，别的地方会更堵啊。

我们先来看事实。时代广场变成了步行街，这里的堵车问题自然也就没有了。但是有趣的是，相邻的其他大街，非但没有更加拥堵，反而是通畅了许多，车速平均提高了7%，有些街区甚至提高了15%，甚至这块地方交通事故的死伤人数也下降了35%。

哎，这是咋回事呢？

你只要抽身出来一想，就可以理解了。治理城市也好，处理交通难题也好，为的是什么？人啊。过去治理拥堵的方法是以车为中心的，不管是对车友不友好，不管是让车上路，还是不让车上路，都把难题的核心看成是车。我们很少绕过车想过一个问题：车只是人的工具。如果创造的条件合适，人会不会抛掉这项工具，从车上下来呢？

所以，抢街的策略，是把车先拿开，只看人和路之间的关系。让单位面积的路，可以容纳更多的人。为什么要在广场上画出休闲区，摆上露天桌椅和绿植、阳伞？这不仅是为了美化，更是为了让人愿意不是以一个司机的身份，而是以一个人的方式来占有路面资源。

结果是什么？是时代广场作为纽约的一个只有1700平方米的小地方，原来每天为这个城市容纳了35万人，现在更多人愿意来了，人流量增长了37%，超过了40万人。两个效应自然就发生了。

首先，时代广场为纽约市容纳了更多的人。那其他地方的交通拥堵，无论是人流还是车流，当然就更宽松了。资源使用效率提高了嘛。这个改造，当然是为解决纽约的拥堵做了贡献，而不是把车的问题转移到别处了。

更重要的是，人多了，财富是跟着人走的，时报广场的商铺价格、广告牌价格自然就涨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风暴，让整个纽约市的地产大幅贬值，时代广场的地价却逆势上涨了29%。

我们来清理一下思路：

我们中国人都熟悉大禹治水的故事，面对难题，我们最容易想到的就是“堵”和“疏”这两种方案。资源不够的时候，就是开源和截流两个策略。

但是，大禹治水面对的是天灾啊。而在现代人类社会，越来越多的难题，其实不是无法避免的天灾，而是大量使用工具带来的人祸啊。工具本来是用来解决问题的，但是因为使用多了，本身也会带来新问题，这些新问题一旦积累成一定规模，就成了大的社会问题。

这个时候解决思路其实就不止于“堵”和“疏”了，还呈现出第三种可能：那个工具本身，是不是有更好的替代方案？摆脱了那个工具，人是不是反而会重获自由？

就拿我自己来说，我家距离上班的地方大概五公里，不近，所以我现在是开车上下班。但是，车只是我解决上班问题的工具，它并不是必需品。如果这五公里沿路都是步行街呢？有得看，有得逛，有干净的街边桌椅可以坐下休息，也没有汽车尾气和治安隐患，有急事随时也有共享单车骑上就走。这时候，只需要一个医生告诉我，每天多走路有益健康。你猜，我是愿意走路还是愿意开车？答案是明摆着。

我们生活在一个遍布工具的时代。替换掉这个工具本身，有时候就是它带来的问题的解决方案。

好，这个话题就聊到这里。罗辑思维，明天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