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到了一篇文章，法学家徐昕老师的《司法决斗考》。
什么是决斗呢？在我们印象中，就是近代西方人的一种捍卫荣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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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读到了一篇文章，法学家徐昕老师的《司法决斗考》。
什么是决斗呢？在我们印象中，就是近代西方人的一种捍卫荣誉的方式。比如俄国诗人普希金，一辈子经历的决斗有30次，起因大多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所以难怪，他38岁就因为决斗而死。我们知道的近代欧洲名人，从文学家大仲马到思想家马克思，再到政治家克列孟梭、俾斯麦、林肯都上过决斗场。
不过，徐昕老师的这篇《司法决斗考》讲的决斗，不是这种私人恩怨，而是一种正规的司法手段。简单说就是，你打官司告状。法官说，我怎么知道你们谁有理？当着我的面，打一架吧，谁打赢，谁就有理。
请注意，这不是一时一地，哪个法官偷懒的做法，这是在欧洲盛行了上千年的正式司法制度。从中世纪的日耳曼人开始，一直到近代。法国的最后一次司法决斗发生在1547年，而英国直到1819年才正式废除司法决斗。
奇怪，这在我们中国人看来不可理解。学过政治学的人都知道，什么是国家？国家的首要职能就要垄断暴力。中国人在几千年前，商鞅在秦国变法的时候，就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了。他说，秦国的老百姓“勇于私斗怯于公战”，要下狠心整治。有一次，处决私斗的囚犯多达700多人，渭河水被染成了红色。为什么搞得这么激烈？国家要把暴力权收归国有嘛。打谁，被谁打，要国家说了算，你自己说了不算。你看，这个问题在政治上，中国人早就解决了。
回到欧洲中世纪的国家，那个时候欧洲国家能力比较弱。这个可以理解。但是你也不能拿私人决斗替代正式的司法制度啊。怎么这么愚昧呢？
但是看了徐昕老师的《司法决斗考》，对这个现象又有了新的理解。
先来看看司法决斗是一项什么样的制度。它和一般的私人斗殴是完全两回事。首先要有法庭的命令，而且有一套严格的规则和固定仪式。比如在决斗前，要先由法官搜查，看看决斗的双方有没有带暗器、毒药等违禁物品。搜查后，还要拉着亲友的手，在法官面前宣誓，表示自己不会作弊，不会使用魔法。一切手续都就绪之后，再由法官宣布决斗开始。
打斗的过程这里就不再描述了，基本上就是互砍，直到一方死亡或者认输，失败的一方就会被判有罪。在重大案件中，即使失败一方不死，等待他的也是绞刑或者砍头。
说到这儿，我们还是会感到迷惑。打个官司，有理说理，有证据拿证据，干嘛非要搞得那么血腥野蛮呢？
其实，我们今天对司法决斗的所有批判、不满和疑惑，当时的人也有。至少罗马教廷从头到尾都是反对的。主张司法决斗的人说，让两个人打架，上帝一定会关照那个有理的人，会帮助他打赢。罗马教廷就说了，这叫“试探上帝”，这是《圣经》明确禁止的行为。所以，从855年的瓦伦西亚宗教会议开始，罗马教廷就宣布，在决斗中死掉的，算自杀。在决斗中杀人的，应该算谋杀。你看，我们不能高估自己作为一个现代人的理性能力和道德水准。当时的人一点也不比我们差。
但是，罗马教廷这么激烈的态度，还是没能在上千年里，阻止实践中的大量司法决斗现象，这是为啥呢？
这就要回到当时人的具体困境了。
如果你是那个时代的欧洲法官，摆到你面前的任何一个案子，几乎都会感觉很棘手。因为了解事实真相的手段实在太少了。你作为法官，再有权力又怎样？比如有个人说另一个人偷了他家的钱，另一个人就是不承认，那个时候绝大多数人都不认字，没有借据、银行的摄像头。你会怎么判？怎么了解事实？事实上，在欧洲中世纪，也不是什么案子都用决斗来解决。主要是那种事实不清楚，案情又重大的，法官又没辙的才会用。比如法国国王路易七世就规定，诉讼金额至少要达到五个苏以上，才能决斗。苏，是当时法国的一种货币单位。小事不用，大事才用。
大事引入司法决斗，至少有几项好处。
首先是防止了大面积的暴力冲突。两个人公开、公平地打一架，而且在法官面前，总比两个人找一堆亲朋好友打群架，甚至引发战争要强。如果你学过我们得到App里面刘晗老师的《法律思维课》，你就会知道，法律的首要目的，不是实现公正，而是定纷止争。就是不要争执。用一个小型的暴力，替代可能发生的大规模暴力，这总算是个进步。
第二点好处，也是当时司法实践中非常棘手的一个难题。就是伪证。
举个例子，我是个坏蛋，诬陷我家邻居偷了我的牛，然后我找来一个朋友，帮我做伪证。这个证人胡说八道，对方一点辙没有。但是有了司法决斗，事情就变得复杂了。对方实在气不过可以说，我要跟这个证人决斗。那你想，有哪个朋友愿意冒着生命风险帮我说谎话？伪证的风险很大的。
再进一步地说，我可以跟那个朋友讲，没关系，做伪证你来，黑锅我背，我替你去打。那我也得想想，为了赖人家一头牛，搭上生命风险，值不值呢？要知道那个时代的决斗，都是用刀剑的。我就是能打赢，自己也难免受伤。那个时代的医疗水平，一点外伤很容易感染，当场不死，事后也难保。
司法决斗还能部分地防止一个问题，那就是法官的徇私枉法。
当时不少欧洲国家的司法决斗都规定，被告是可以挑战法官的。你判的我不服，我要和法官决斗！
这个规定现在听起来是很荒唐，是对司法权威的一种挑战。但是在当时，这几乎是制衡法官舞弊的唯一办法。法官即使为了仅仅避免这种情况，至少在断案过程中要能尽可能地让双方口服心服，避免把自己搭进去。
说到这儿，我们也就明白了，为什么这种司法决斗后来就消失了。不是因为道德水平、理性水平提高了。而是因为后来人类了解事实的技术进步了，这种落后的方式不需要了而已。
而且话说回来，现在的法庭上，控辩双方通过花钱请律师，在法庭上对攻，也不过是把武斗变成了文斗，人在武力上的不公平，让位给了在财富上的不公平。法律这几百年确实在进步，但是进步的幅度，其实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
今天之所以把《司法决斗考》这篇文章介绍给你，其实是想说，我们今天觉得奇怪的一些现象，如果运行了很长时间，千万别急着说他荒谬、愚昧，它一定有我们没有想到的现实的和理性的坚实理由。
最后说一个不搭界的现象：话说，欧洲早期出版的书，书名往往都巨长无比。比如说著名的《鲁滨逊漂流记》，最初的书名叫《约克出生的海员鲁宾逊·克鲁索有个不可思议的惊人生涯，他是海难船上唯一的幸存者，在俄罗诺克河河口的孤岛上奋勇求生，单独过了二十八年，终于被海盗船救起的详情，全文以第一人称叙述》。
为啥要写这么长的书名？因为那个时候印刷术刚发明，书籍很贵，书店老板既不能让人随便翻书，又要让读者知道书的内容，怎么办？只好尽可能详细地把内容写在封面上。后来书便宜了，书店允许大家翻书了，书名才变短。你看，所有的怪现象，都不奇怪，都只是当时的人面对当时问题的一种解决方案。
最后，我给你念一句法学家孟德斯鸠的话。他说：“正像许多聪明的事情是在用极其愚蠢的方式向前发展一样，也有许多愚蠢的事物是在用非常巧妙的方法向前运动。”
好，这个话题就聊到这里。罗辑思维，明天见。
参考文献：《司法决斗考》，徐昕，《法制与社会发展》2007年第1期，第20-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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