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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这里是《邵恒头条》，我是邵恒。

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这样一条新闻：在上周，美国有180位CEO联合发布了一个重磅声明，声称要改变“企业的目的”。在声明里，这些CEO们承诺要让企业不再只追求股东的利益，而要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比如说投资员工的成长、保护环境、支持社区发展等等。

那为什么这些CEO要在这个时间点，发布这样一个声明呢？

我看美国媒体评论说，这是CEO们的一种自救行为。原因就是美国社会的不平等问题越来越凸显，导致舆论当中出现了一种讨伐资本家的声音，认为他们垄断了社会资源。对于大公司的管理者来说，与其被动地承受舆论压力，不如主动回应，作出改变。

其实，不平等问题最近一直都是国际媒体讨论的热点，不仅是在美国，在欧洲也一样热闹。

有很多人都认为，造成欧美不平等问题的根源，是整个社会机制的透明性和流动性还不够，有很多人即使既有天赋又努力，依然会碰到天花板，因为欧美社会的上层结构牢牢地掌控在一些权势阶层或者精英阶层的手里。

比如，英国媒体就指出来，在英国新首相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的内阁，有超过60%的成员都毕业于昂贵的私立学校——换言之，只有你来自于贵族阶层，你才有可能进入英国最高的权力机构。

不过，最近我倒是看到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讨论了让不平等深化的另一个原因，那就是“贤能主义”，Meritocracy——简单来说，贤能主义指的是，通过能力来对人才进行选拔。这听起来似乎是一个很公平的机制：凡事靠实力，而不是靠关系嘛。在管理学里我们不是也强调，要任人唯贤嘛。

但我看到的这篇文章，却指出贤能主义反而加深了社会的不平等。而且，在这个机制之下，即便是那些胜出的、爬到顶的精英，也过得不怎么样，生活惨透了。

这篇文章，发表在《大西洋月刊》的9月刊上。文章的作者是耶鲁法学院的一位教授，叫做大卫?马科维茨（Daniel Markovits）。按理说，他自己应该就是贤能主义的受益者，在耶鲁法学院这样的地方，那肯定是最靠实力说话的，只有学术能力最出色的人、最精英的人才能进去。

那这位教授，作为一个精英，为什么要出来反对这个偏好社会精英的制度呢？今天的《邵恒头条》，我就来跟你说说他的观点。

一般人都认为，不平等问题的核心在于，一个人的背景和金钱能提供不公平的优势，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创造一个靠个人实力说话的环境。贤能主义，就是解决不平等问题的方案。就拿美国的常青藤大学来说吧，他们早期录取学生的制度，其实就是依靠“裙带关系”，也就是说学校只对校友的孩子或者一些有地位家庭的孩子开放。

但是，在60年代的时候，为了提升学校的竞争力，以及改善不平等问题，耶鲁大学的校长主动引入了贤能主义的录取机制，也就是说，看学生的能力来录取，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变革。直到今天，这个制度仍然在延续，如果你要申请美国大学，录取官要看你的成绩、看你在社会活动中是不是体现了领导力、来评估你的申请论文是不是有意思，等等。而且竞争越来越激烈，像耶鲁，录取率只有7%而已。

可这个制度发展了60年，大学的不平等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更严重了。有一个统计数据显示，年收入超过20万美元的美国家庭，他们的孩子参加美国高考获得的成绩，会比那些家长年收入在4万-6万美金的家庭，要高出250分。美国高考总分是2400分，这就相当于高出10%。

原因你可能也可以想到，那就是有钱人能给自己家孩子投入更多的教育资源。比如说一个有钱的家庭可能可以给孩子雇佣昂贵的顾问来辅导他们准备高考。再比如，一个贫困家庭的孩子，可能只愿意考1次美国高考，因为每次都要交上百美金的考试费，但是有钱人家的孩子，他们可以花更多的钱，考更多次考试，直到自己对成绩满意为止。

马科维茨教授在原文里有一句话说的很值得人深思，“贤能主义创造出了这样一种竞争：即便是每个人都按规则出牌，最后也只有有钱人才能赢。”

好，那我们如果想解决这个问题，得从有钱人身上下手吧？但是马科维茨教授却说，先别急着责怪有钱人，因为在贤能主义这个游戏里，有钱人表面上看起来是赢了，但他们其实生活得也不怎么样。因为按照这里面的游戏规则，你想爬到顶端，那你就得付出超乎寻常的努力，即便是享受着最贵的教育，也得毫不留情地压榨这种教育带给你的机会。贤能主义带来的巨大压力，会从一个人上小学前，一直渗透到职场。

据马科维茨教授说，现在在纽约、波士顿和旧金山的有钱家庭，平均每个家庭要给孩子申请10所幼儿园。每次申请都得写文案，写自我评估以及参加面试。进了这些好学校之后，学校的教育也鼓励学生要对自己严格要求。比如说文章里就提到，有一所精英小学，老师每天都要给学生布置一项“今日作业”，但是这个作业很特殊，白天不给你留特定的时间做，但是又要求你必须要在放学之前解决。那这样一个作业到底有什么目的呢？目的就是要鼓励这些五年级的学生，要学会从一天当中挤出额外的时间来完成工作。

这还只是小学。进入中学和高中，学生的压力就更大了。有研究显示，在美国精英学校的学生，得抑郁症和焦虑症的概率，是同龄人的三倍。最夸张的是最近对一个硅谷高中的调查，发现里面有超过一半的学生都有一定程度的抑郁症状，有超过80%的学生有焦虑症状。

而在职场当中，贤能主义文化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人们工作的时长普遍大幅度增长。

就拿教授本人所在法律界来说吧。在60年代，美国的法律协会曾经公布，每年一个律师能够工作的时长，大约是1300个小时。但是进入2000年之后，律师的工作时长大幅度增加，如果你想成为一个法律事务所的合伙人，那么你每年大约要投入2400个小时。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996。早上九点到晚上六点，一周六天，而且不能休假也不能生病。

这种超时工作现象在很多行业都非常普遍。但人们实际上希望自己工作时长是多长呢？有人做过统计，实际上人们希望的工作时长比现在他们每周的工作时间要再减少25个小时。还有2/3的美国精英雇员表示，如果更高的职位或者某个新的机会，需要他们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那么大概率他们会拒绝这样的机会。

那贤能主义带来的问题要怎么解决呢？似乎很难想象到，一个替代贤能主义的解决方案。

马科维茨教授依次提出了两条建议，我来跟你说一下：

第一， 要更加开放教育的机会，让更多人能接受还不错的教育，而不是过度强调“顶尖的教育”。这样的话，你能不能爬到梯子的最顶端就不再是那么要命的一件事了。

前段时间，我恰好看到英国《金融时报》上的专栏作家西蒙·库伯，也提了一个类似的建议。他建议，剑桥和牛津应该被取消，英国的教育制度应该向德国、加拿大、荷兰、瑞典这样的国家学习。在那些国家，没有哪一所学校是格外鹤立鸡群，像剑桥牛津这么顶尖的。但是它们的优势是，它们有很多所水平相当、教育质量还不错的学校。因此在那些国家，没有哪个家长会觉得，就非得送孩子去某某学校不可，上某某大学就能改变人生命运，这无形中就给所有的学生和家长减少了升学的压力。

第二，多鼓励那些不需要特别复杂的培训或者很高的学位证书就能做的工作，这一点需要政策配合。比如说在健康领域，现在有不少公司和医疗机构，都投入大量精力研来发高科技的治疗方式，这要求从业人员有顶尖的教育背景。但教授却认为，我们应该做的，是扩大预防性的工作，来提升公共健康的教育，而这类工作，可能只需要你有护士的教育背景就可以了。

再比如在金融领域，目前大部分资源都偏向大银行，但是如果政府能更多地扶持小型和地区型的银行，那么可能会创造出更多的基础岗位，适合那些中等技能的员工。

好了，总结一下，在今天的《邵恒头条》，我跟你分享了耶鲁法学院教授马科维茨对贤能主义的思考。他认为，在美国靠实力说话的文化本来是一个解决社会不平等的方案，但在有的情况下，反而固化了美国社会的社会阶层。他即将在9月份出版一本新书，就叫做《贤能主义的困境》。在这本书里，他将会更加详细地讨论自己的观点。

马科维茨教授的观点听起来可能有些激进。毕竟，在没有更好的替代方案的情况下，靠实力说话还是给了不少人实现自我的机会。对于他的观点，你有什么看法，我也邀请你在留言区分享。

好了，这就是今天的《邵恒头条》。我是邵恒，我们明天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