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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基本的信任关系全部瓦解，这个社会将到达一种极度脆弱，以至不堪存续的状态，最终只能依靠一个非常强大的稳定力量和强制权力来维系。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互不信任、相互背叛，也必然会在整个社会中产生一种隐含的沉默的共识，最终，人人自危。

尽管电子科技大学的风波已经过去一个星期，但我仍然忍不住想和你再聊一聊，因为这真的是我最关心的问题之中一个颇具代表性的事件。

2019年6月中旬，电子科技大学副教授郑文锋遭学生举报，举报理由是因为郑文峰称“‘四大发明’在世界上都不领先，也没形成事实上的生产力或协作”“中国古代没有实质上的创新”等说法是错误的。

学校在一个月后作出处理，认定郑文锋老师有师德失范行为，并停止其教学工作，取消评优晋升、职称评定等资格，停止招收研究生资格，且时长不少于两年。

随着事件的不断发酵，在舆论界近乎引起轩然大波。一开始，主要的争议其实还集中在“‘四大发明’究竟能否算作实质创新”的看法之争上。

1.唯有不断接受质疑和证伪，才有去伪存真的可能

实际上，围绕“四大发明”向来都有较大争议，包括“四大发明”这个说法其实都是由西方人提出的，比较广泛流传的说法就是由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而闻名的英国学者李约瑟所提出。

同时，正如很多文章所指出的，“四大发明”更主要的意义是体现在历史作用上的，而非科技创新上。

不过，针对“广泛流传”的说法其实有一点有待更正。

首先，西方人之所以看到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其实是由于他们向来有一个所谓“三大发明”的说法，这就要提到文艺复兴后期的英国著名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

培根一向对科学和技术控制有较深刻的理解，他曾在自己的著作《新工具》中提到：“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

在他看来，这“三大发明”对改变当时的世界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当时的培根大概都没有意识到它们真正的起源是中国。

直到后来，19世纪末来华的一位英国汉学家艾约瑟，曾经在中国的海关，英国人赫德的领导下担当翻译，是他在中国考察多年后，发现“三大发明”原来实际发源于中国，并将造纸术也引入其中，最后并称为“四大发明”。不过后来真正较为认真且系统地对此进行研究的，那就真的是李约瑟了。

那么，关于“四大发明”这件事到底能不能进行争论？当然可以。事实上，在整个学术史上，关于“四大发明”一向都有诸多讨论和质疑，你可以在各种论文网站中查阅到相关的文章和论述。

任何科学理论和技术也都应该接受不断的讨论、质疑和证伪，才可能去伪存真，有更大的发展进步空间。对此我不多赘述，我想从另一层面来谈这次的争议事件。

2.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辩论，本身就是教育和研究的一个必要过程

此次事件曝光后，不断引发舆论争议的不只是针对“四大发明”的不同观点，而是当一位老师只是发表了一种正常的学术观点，却遭到学生的举报，而校方对此的处理态度也是认定老师“师德失范”，这种情况或许更值得我们探讨。

今天在学校里我们会有很多的辩论和讨论，这些往往也都是学术领域内的问题。而对于学术问题的争议，如果一名学生或者一位同行学者，看到了一些自己无法认同的言论或观点，是否就能够把它轻易上升到政治高度，并且试图通过一种学术讨论范围之外的强制力量去压制对方，甚至去惩罚或者报复对方呢？

在我看来，这无疑是一种非常肮脏的做法。

所谓学术讨论，我们真正需要的一种讨论氛围是什么？

那就是当一种主张、一方论点、一个观点被提出来后，大家尽可以有不同的意见，这些不同意见之间如何分辨孰是孰非？很简单，只能是越辩越明，不同立场的各方分别罗列证据，通过组织论据的方式来把问题讨论清楚。

通过这种方式，我们的目的并不只是为了获得一个最终大家都能接受的真理或真相，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里，我们的大脑都进行了一次非常复杂而精密的活动。

即便在一场辩论之中，有些人可能在结果上失败或者暂时失败了，但是经过这样一套训练，他可能也会感觉到受益于这样的辩论甚多，因为他的大脑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许多以前并未涉猎的领域，思考了一些之前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的层次，这才是学术辩论、学术讨论带给我们最大的益处。

所以，在任何教学的过程中，如果学生和老师彼此之间出现了不同的意见，那应该是让各方辩论、讨论起来，这本身就是一种教育与学习，甚至可以说是学术研究的一个必要过程与本质。

但今天许多人遇到不同意的观点或者无法认同的意见，往往不是用这样一种彼此争辩讨论的过程和方式来解决，而是通过举报、打小报告之类的手段，试图以外部力量实现一种对不同观点的压制。不得不说，这次电子科技大学的做法也是非常让人失望的。

3.举报，作为一种手段，出卖，作为一种“美德”

这件事情之所以让我格外关注，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在后来不断揭露的消息中，这位举报的学生也被曝光可能对郑文峰老师一些教学安排有所不满，于是将聊天记录四处散播，存在经营舆论，恶意构陷的嫌疑。

那么，这种“举报”的问题究竟在哪里？

首先，关于举报这回事，并不能一杆子打死，有些时候它的确有存在的必要，比如我看到有人违法犯罪，我就有义务向公安机关举报。

那么问题在哪？今天我们常常会见到的情况是，有些人会将举报视作一种实现目的的手段，一旦无法认同他人的某种立场、观点或意识，就希望通过这个手段来压制甚至处理掉对方。

这种“举报”，实际上是绕开了一种正常辩论的行为，没有经过社会辩论，很轻易就让我们失去了理性思考和讨论的能力。

甚至这个“举报”过程，也可能只是为了满足某些人的报复快感，或者从中获利。

无可否认，这类“举报”心态，首先是一种人伦道德的败坏，这种败坏又为什么如此可怕？

有一本书叫做《档案：一部个人史》，作者是蒂莫西·加顿艾什，他是英国牛津大学研究中东欧历史的著名历史学家，这本书里写的就是，加顿艾什在1980年从英国前往东柏林当交换生时，发生的一些故事。

书里提及了前东德时期的一个秘密警察机构——“斯塔西”。

“斯塔西”所做的一件事，就是让东德相当比例的国民成为了自己的“线人”，帮助“斯塔西”秘密地监视身边人的言行，监视的人包括自己的同事、朋友、老师、同学、亲戚，甚至包括自己的父母、子女以及伴侣，对于任何不当的言行都要向机构进行举报。

由于整个国家有相当大比例的人都在干这种秘密举报的事情，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这个国家里人与人之间基本的信任关系被瓦解了。

4.每一个人都在提防他人的社会，还能是一个理想的社会吗？

当一个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基本的信任关系全被瓦解，这个社会几乎可以说是到了一种极度脆弱，以至不堪存续的状态，最终只能依靠一个非常强大的维稳力量和强制权力来维系。

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互不信任、相互背叛，也必然会在整个社会中产生一种隐含的沉默的共识。

当它到达一种程度，会发生什么情况？

许多人会出于对下一个将轮到自己的恐惧，不如做出先一步的“出卖”；而掌握权力的机构对于任何被举报的案例也会力求尽快处理，以规避后续责任，在某种程度上寻求一种自保。

同时，由于每一个人任何过去的现在的一小个污点，一段不妥的言行，都可能随时被记录、被翻查，成为举报中的把柄和证据，于是，每个人也会出于自保的心态，进行一番严格的过度的“自我审查”。

可以想象，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风气？

社会中的所有人都是冷漠的、都是对其他人充满疑虑的、都是恐惧的。

这个社会中恐怕人人自危，许多人也将无下限地扩张“自我审查”的范围。

如果任由这种风气蔓延下去，每个人都在不断进行自我审查，就会更加助长那种必将摧毁社会道德基础的一套儒家秩序观念，并且不断鼓励着这种举报的风气，最终走上一条恶性循环的道路。

今天我们可能会面对着越来越多人愿意进行举报的情况，因为举报通常是不需要承担什么后果的，同时总是会实现某些成绩的。

通过举报这种手段，有些人获得一种“满足感”，有些人实现某种报复。

最终，整个社会中的人可能都将更加提心吊胆，每个人都在提防每一个人，每一个人说话的时候都更加小心翼翼，每一个人都在随时担心会被人陷害，而且一旦有机会很有可能“先下手为强”去构陷他人，这样的社会还能是一个理想的社会吗？

本期八分问答

[本期提问者 | Function ] ：道长您好。我是一名即将升上高三的学生，我想问你个困扰了我许久的问题。我从小就因为家庭原因没有一个愉快的童年，家人也没有教我如何去做自己，我与父母与亲戚的三观十分不同。我不爱应试教育的体系而向往西方的教育。我从小就是依靠日本文学作品来养成自己的人格，也读西方文学。我不太喜欢中国媒体喜好把一切都述说的完美无缺。我比较想出国留学，但家里没有富裕的经济条件，周围人一直有把我当异类来看，有人删我好友，我思想和别人不一样是我的错吗，我真的一定要去爱国嘛？我要去以高成本高风险的出国的形式逃避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