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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进入1936年，鲁迅就为疾病所纠缠了。1月3日的日记中就有肩膀大痛的记载。第二天就上须藤医院去诊治，以后几个月病情一直反复。

鲁迅研究已经是一座山，我们今天只是在山脚下拾一二块石头，这样还得感谢朱正，他的《鲁迅传》对我今天的讲座很有帮助。我有很多同行好友，钱理群、王富仁、汪晖、王晓明、孙郁等等，都有专著研究鲁迅。相比之下，我好像还在门外。

从1933年起，给鲁迅看病的就是日本人须藤医生，往来久了，也有了友谊，医道是否高明，后人有很多疑问。比如1936年5月，以为鲁迅是胃病，发热近十日，才发现并不是胃病。史沫特莱要介绍认识的肺病专家，鲁迅却因一直由须藤医生看，另找别人，显得不信任。到5月31日，冯雪峰、茅盾看情况实在不行，便请来美国的邓恩医生，周建人后来有文记述：「鲁迅病重时，也曾经看过肺病专门医生，按那医生说：病已严重，但还可医治，第一步须把肋膜的积水抽去，如果迟延，必不治。问须藤医生时，回答是说：肋膜里并无积水。过了约莫一个月的时间，须藤又说确有积水，才开始抽积水。

鲁迅日记据说二十五年不曾间断，却在1936年6月5日后停了，直到7月1日才恢复。

6月5日，给鲁迅照了一张X光胸片，片子现在还在上海鲁迅纪念馆。后来鲁迅自己依托许广平名义，给朋友回信，用第三人称讲自己：⋯⋯两肺都有病，普通的人，早已应该死掉，而他竟没有死。⋯⋯一个美国医生，至于指他为平生所见第一个善于抵抗疾病的典型中国人。⋯⋯他现在就经过几次必死之病状而并没有死。现在看他的病的是须藤医师，是他的老朋友，就年龄与资格而论，也是他的先辈⋯⋯至于转地疗养，就是须藤主张的，但在国内，还是国外，却尚未谈到，因为这是不是目前的事。

曾经想过转去日本，但鲁迅说家人不懂日语，我还要做翻译，岂不更累。苏联也发了邀请，让他和国民党反蒋将领陈铭枢到苏联养病，胡愈之记下了鲁迅不去的理由：

「很感谢苏联朋友的好意。但是我不去。苏联朋友关心我无非为了我需要养病：另外国民党想搞我，处境有危险，到苏联安全。但我的想法不一样，我五十多岁了，人总要死的，死了也不算短命，并也没那么危险。我在上海住惯了，离开有困难。另外我在这儿还要斗争，还有任务⋯⋯敌人一天不杀我，我可以拿笔杆子斗一天。我不怕敌人，敌人怕我⋯⋯」

这就是鲁迅最后一年的选择。

不过据胡愈之记载，鲁迅同时又说：「苏联国内情况怎么样，我也有些担心，是不是也是自己人发生问题？」看来鲁迅也注意到斯大林肃反运动。

虽在病中，鲁迅在1936年还是做了很多事情。一是编瞿秋白文集《海上述林》。上一年，对鲁迅最大刺激的事情，就是瞿秋白的死。瞿秋白没能随红军突围，留在江西打游击结果被捕。一度曾化名，还写信给鲁迅求救。鲁迅也与瞿夫人杨之华商量营救方法，但很快，瞿秋白的身分暴露，1935年6月18日被枪决。鲁迅给萧军信说：中国人先在自己把好人杀完，秋即其一。马上鲁迅就操心为瞿秋白编文集，这个工作一直进行到1936年。

鲁迅同期还操心《译文》杂志的复刊。鲁迅在晚年与年轻东北作家萧军萧红密切来往，为《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写序。钱理群教授在他的《北大演讲录之二：与鲁迅相遇》一书的第一章里，就专门讲述鲁迅在1936年的思想和活动，他注意到鲁迅在自己生命最后一年十几次操办或撰文为了一些外国的美术作品，如《死魂灵百图》、《苏联版画集》，尤其是对《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鲁迅作了很多文字注明。如「《德国的孩子们饿着！》……他们都擎着空碗向人，瘦削的脸色的圆睁的眼睛里，炎炎的燃着如火的热望。谁伸出手来呢？这里无从知道。」

在鲁迅去世一个多月前，病情略有好转的时候，1936年9月5号，鲁迅写了一篇散文《死》，写得十分从容，非常值得一读 。

鲁迅先说中国人关于死的想象，“谁都知道我们中国人是相信有鬼（进时或谓之“灵魂”）的。既有鬼，这死掉之后，虽然你不是人，却还不失为鬼……穷人们是大柢以为死后就去轮回的……相传鬼的衣服，是合临终时一样的，穷人无好衣裳，做了鬼也绝不怎么体面，这实在还不如立即投胎，化为赤条条的婴儿上算……”但轮回有变成畜生道的可能，鲁迅觉得因为穷人生前没作恶，他们从来没有能堕入畜生道的地位、权势和金钱。

在死神面前谈论来世，鲁迅仍然在用他晚年才相信的阶级分析理论。

1936年10月17日下午，鲁迅还和胡风去了内山书店，晚上，周建人来访，不想深夜又发病，18日气喘不止，病情急剧恶化。须藤医生打了强心针，输了氧，都没有用，到19日早晨5时25分，鲁迅与世长辞。

鲁迅去世以后，须藤医生发表了一篇《医学者所见的鲁迅先生》，附录《鲁迅先生病状经过》。许广平发现与实际情况不符，不少误诊之处。1984年上海一些医学专家根据X光片和病情记录，认为鲁迅先生死于左侧自发性气胸，而非只是肺结核。自发性气胸，是可以抢救的。

“当初他误把急症气胸当做支气管哮喘复发来诊治，既而又误以为是心原性哮喘，已属误诊。而在照了X光胸片已确诊患有肺结核之后，对于肺结核患者突然气喘，不首先考虑气胸，就更是大错了。特别是18日凌晨3时鲁迅自发性气胸发作，如果立即给患者抽气减压，是可能转危为安的。而且有二十多个小时的时间，完全来得及采取引流胸膜腔排气解压进行抢救。须藤却没有这样做，以致失去了这个最后抢救的机会。”

当年鲁迅曾在日本学医，师从藤野先生。在鲁迅的最后一年，须藤医生也是日本人。

但假如，鲁迅在1936年没有被“误疹”，被抢救回来，渡过难关，再活二十多年（也就是七八十岁），又会是一个怎样的局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