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我是徐贲。今天我们继续来讲蒙田和他的《随笔集》。...
本集要点：1. 蒙田对教学方法的批判；2. 现代社会中的“轻信”现象；3. 理性教育与怀疑精神的重要性
你好，我是徐贲。今天我们继续来讲蒙田和他的《随笔集》。上一讲我们说到，蒙田是一个有自己想法的怀疑主义者，他最不信任的就是教条，尤其是思想教条。
教条总是自以为是，把自己说成是绝对的真理。而蒙田认为，世界上的许多问题，根本就没有现成的、绝对的答案。对于“教条”，他认为，每个人都有能力也应该理智地去辨析质疑。如果一个人不去质疑，只是一味地盲目顺从，他就会变成连什么是幸福都不知道的可怜虫，更没有真正的幸福可言。所以，他特别强调对儿童的教育：从小就要培养他们自己的“判断力”。
对教学方法的批判
他对当时的教育表现出了极大的不满，特别是教学方法。他说：“按照现行的教育方式，尽管学生和先生都饱学诗书，却并不聪明能干，这是不足为怪的。父辈花钱让我们受教育，只关心让我们的脑袋装满知识，至于判断力和品德，则很少关注。” 他还说：“在有学问之前，有一种大字不识的无知；在有了学问之后，还会有一种满腹经纶的无知。” 比如亚里士多德曾经想当然地说，男人的牙齿比女人多，这就是满腹经纶的无知。
在16世纪的学校里，一群庸才教师，把伊拉斯谟的那种知识渊博、视野宽广的人文主义教育，硬生生地变成了毫无生气、东施效颦式的教条和机械操作。比如，当时的学校要求学生写作必须按照固定的程式来进行，每个学生都有一个“札记本”（commonplace book），用来随时记下警句格言、名章摘句、精华观点，以备写作的不时之需。这种写作没有自己的想法，通篇都是繁复的引用，装腔作势，假装自己博闻广记，学富五车，諳熟古人智慧。这种“札记本”式的教育方式，对今天的我们来说，依然也不陌生。
蒙田认为，灌输式的教育是一种“学究”教育，但学习古典不是为了让学生变成一个古板的学究，而是要成为一个有判断力的人。他说：“我深信，我们只可能靠现在的知识，而不能靠过去或将来的知识成为有学问的人。那些学究的学生和孩子们也不吸收知识，因此，那些知识口耳相传，不过用来作为炫耀、交谈和引经据典的资本，再没有其他的用处。‘西塞罗是这样讲的；这是柏拉图的习惯；这是亚里士多德的原话’。可我们自己说什么呢？我们指责什么？我们做什么？鹦鹉都会这样学舌。”
蒙田对学校向学生灌输西塞罗式的修辞规则尤其反感，他挖苦道：“西塞罗能言善辩，许多人对他钦佩不已，可小加图却付之一笑，他说：‘不过是个可笑的执政官罢了’。一个有用的警句和妙语，不管先说还是后说，总是适宜的。即使放前放后都不合适，那警句本身也是好的。有些人认为掌握了韵律，就能做出好诗，对此我不敢苟同。如果孩子想加长一个短音节，就让他加长好了，我们有的是时间；只要有独特的思想，有高度的判断力，我认为他就是一位好的诗人。”
那什么是西塞罗式的修辞规则呢？西塞罗式的修辞规则主要以他的《论修辞发明》（De Inventione）作为代表，这样的规则包括：
“发明”：“发现真实或显然真实的论点，使有争议的说法显得真实。”
“风格”：“恰当的语言与所发明出的材料相适配”。
“论辩”：“论辩是通过类推或（修辞）论证进行的”。
这样的规则虽然有用，但只是讲究说服技巧，是一种典型的技术手册。就像是今天的应用文指南一样。蒙田主张的是独立和有个人见解的思想，表达形式可以灵活多样、不拘一格，他当然不会待见西塞罗的修辞规则。
蒙田向人们警告说，人们可以用修辞手法来说谎，因此可能成为一种公共危害，“用三段论繁琐的诡辩伎俩来折磨我们的孩子，……如果那些愚蠢的诡辩，那些‘晦涩难懂、难以捉摸的诡辩’，要是让孩子相信一个谎言，那是危险的。”
现代社会中的很多政治、科学的谎言，都是这样利用修辞手法来进行欺骗的。
现代社会中的“轻信”现象
在上个世纪20到60年代初的苏联，就有这样一个例子，那就是当时的苏联生物学家特罗菲姆·李森科用来对抗西方“基因理论”的“获得性遗传”理论。
我们知道，要培育能耐寒的小麦，就得找那种有耐寒基因的小麦做种子，但李森科否定遗传基因的学术，而夸大环境决定论。
例如，他提出一种称为“春化处理”的育种法，在种植前使种子湿润和冷冻，加速种子生长。李森科夸大自己的发现是解决霜冻威胁的灵丹妙药。他推广这个技术，不是依靠严格的科学实验，而主要靠浮夸的说辞和弄虚作假。
正是李森科这套理论大行其道，让苏联的生物学比西方落后了几十年。
“非理性科学”，在我们今天听起来像是一个自相矛盾，不可能存在的事物，但却是前苏联许多人思维心态的一个缩影。
法国历史文化学家韦尔南（Jean-Pierre Vernant）指出，像李森科生物学这样的非理性科学，能在苏联存在是有特别原因的，“那里实施的，是整个社会生活都被控制，全部智力、艺术、精神活动都被领导的一种制度。”他引用一位苏联哲学家的话说，“这种制度的真正功能就是‘妨碍思想’。……因为一切都已由它预先思想好了，包括你自己。你用不着去问你到底是什么。……这样，凭着一个如此的制度，当想法出现的时候，它就在奔向实际上十分非理性的方向。”
2012年8月，英国《卫报》有一则报道说，上海有一个叫做“赢在右脑”的暑期培训班，收费10万元。这个暑期班声称，只要接受了他们给孩子的右脑训练，孩子就能在20秒内读一本书，而读书的方式，甚至都不需要真正用眼睛和手去翻看：他们可以只看书的封面，或只听翻书的声音、嗅书的味道、用手摸，甚至用额头感知，就能认出扑克牌或者识别文字。尽管10万元的收费非常高昂，但还是吸引了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家长。这些家长大多是企业家、律师、工程师等等，可都是我们普遍意义上的“文化人”。至于培训的结果呢，报道说：“后来家长发现，孩子受训后并没有获得什么特别的技能，只是学会了一些作弊的手段。”
所以，我们可以由此看出，“轻信”并不一定等同于愚蠢呆笨、文化程度低。相反，往往是太有想象力而没有批判思维能力的人，才是最容易轻信的，因为对他们来说，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像是“亩产超万斤”、“蚂蚁啃骨头，茶壶煮大牛，没有机器也造火车头”这种话——会轻信这种话的人，一定不是老实巴交在农田和工厂里埋头干活的农夫、工人，而是一些成天想入非非的政客和知识人士。
2009年，一个名叫张悟本的骗子在人民日报出版社出了一本“健康科学”的书，叫《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在全国大肆推销所谓的“茄子疗法”、“绿豆疗法”，利用的就是人们的轻信。再比如某位大学教授的“中国综合国力全面超越美国”的言论，曾让许多轻信的人们精神为之一振，可是2018年美中贸易战期间却成了人们的笑柄。
这样看起来，让那些轻信的人上钩，似乎十分容易：只要按照各类人等的不同期待和愿望，布下他们喜欢的诱饵，便都能收到“请君入瓮”的效果。不过，这种“轻信”的现象并不只发生在个别人的身上，而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人们不是偶尔上当受骗，而是不断以不同形式反复被骗。这说明社会中一定已经出现了某种思维方式的反常。集体的轻信现象，是许多人都共同拥有一些、特别容易被欺骗者和蛊惑者所利用的思维方式、心理定势、道德偏差、心智弱点。这些认知和心理因素，就是我们长期缺乏理性教育的结果。
加强理性教育，培养怀疑精神
500年前，蒙田就已经在强调怀疑精神的重要性。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怀疑精神无疑变得更加重要了。培养学生的怀疑精神，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培养他们批判思维的能力。
长期缺乏理性教育在不知不觉中把人变得没有批判思考能力，就像一群没有自我防护能力的猎物。没有批判思考能力的人，很难称得上是合格的现代公民。
英国哲学家罗素说过，“人是轻信的动物，人必须相信一些什么。在没有好的理由可以相信的时候，人便满足于相信糟糕的理由。”
我们不能改变人性，所以“轻信”的现象似乎是无法避免的。但我们至少可以用怀疑精神和理性来武装自己的头脑，分辨什么才是值得相信的，我们又该如何思考。
好了，今天这一讲我们就先说到这里，下一讲我们要来具体谈谈随笔是一种怎样的写作和思考方式。我们下期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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