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内容：崔健：所谓的腐败生活对我来说是一种特别无聊的工作，完了就干那些你干了三年以上还要继续干的，内心里边就没有兴趣了，我觉得没有创新的东西对我来说那就是腐败生活。
窦文涛：咱们把崔健请来这里，已经是第二回支部我们了，上次他坐在这，这么长时间过去我怎么觉得你脸白了似的。
梁文道：是不是老在剪片？
崔健：我的晒太阳时间特别少，基本上不晒。
窦文涛：你平常过腐败生活吗，享受玩去吗，还是天天干活？
崔健：所谓的腐败生活对我来说是一种特别无聊的工作。
窦文涛：特别无聊的工作。
崔健：对，就是应酬，完了就干那些你干了三年以上还要继续干的，内心里边就没有兴趣了，我觉得没有创新的东西都是对我来说那就是腐败生活。
窦文涛：那你现在拍电影算是一个很大的创新，而且这个电影真的创新性非常强，就是在我脑子里的电影的拍法或者模式还没有见到跟你这个特别相像的，所以我觉得真是一种创新，《蓝色骨头》，那你拍电影这个举动好多人就分析你是不是搞音乐有点颓了呢？开始想转向。
崔健：不是，我觉得我就说了一些话，人家本来就不听我音乐，或者说他本来就不听我的第三章以后，《红旗下蛋》以后他就不听了，他就听我的《一无所有》、《花房姑娘》，这些人无论如何都有要说点什么，我干什么我即使再继续做音乐，我再演出多他也会说什么，这些人不是真正关注我的人，他们当然，他们并没有错，我曾经就是在一个活动上碰到了一些老的那种听老的音乐，听了很长时间，他们都出国很久了，简直他们对我，他对我的认识简直就是太皮表了，他对我干的事，甚至对我的后几张专辑什么都不了解，就是这些人不论如何他要说点什么，所以电影他们肯定会说点什么。
窦文涛：对，我有时候想到他我也觉得真是有些歌会不会唱恶了，就到各地演唱，一唱就是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花房姑娘，你得唱过多少遍，你觉得是不是光这个重复你已经觉得很烦了？
崔健：我自己对我自身的表演上的重复我自己是给我自己确定出这么一个心理准备，就是我是三种身份聚在一起，我是创作者，我是个表演者，同时我又是一个就是一个像是一个制作者一样，所以我必须要完成我的表演者的身份，表演者的身份就是应该本身同观众互动，而且我能够发现乐趣非常大。
窦文涛：是吗？
崔健：非常有意思，因为我能够发现每一次都能够发现新的面孔，最奇怪我觉得最不公平的是什么？就我们岁数长了，我发现我们的观众岁数不长，在音乐节里边观众越来越年轻，全是90后的小孩，小姑娘，小伙子，我一问我说有没有60年代的？寥寥无几，估计来的也是他的儿女给他们带来的，基本上没有，全是年轻人，就像我们当时这么大岁数，我们刚刚唱《一无所有》，甚至比那时候还年轻。
窦文涛：这很有意思，台下永远的是这岁数。
梁文道：我觉得很正常，我觉得任何一个有点追求的音乐人都一定会遇到这种状况，你西方有很多音乐人，就是不断在精进，不断在突破自己，但是他永远只是碰到年轻的听众，为什么？因为所有当年听他歌的人就永远停在那个年代，至少在音乐口味上面，没有跟着他走，他也没需要往前走，因为对他们来讲我就听歌嘛，我就听我觉得好听的歌，然后是他一辈子都还在，比如说人到了一定岁数听流行乐，听摇滚的都是，到一定岁数之后你就会发现他听的音乐就已经跟时代脱节了，他不再听新东西了，他也不觉得这是个问题，但你真的创作音乐的人不一样，你会觉得你不能停下来，你会觉得这是个问题，你总有话要讲，因为你在真用音乐表达，而对于那些过去老听你歌的人，听你老歌的人来讲，音乐对他不是个表达他的方法，因为就是一个他的说难听点那就是消费，就是个娱乐，那他就留在那个年代。
窦文涛：但是有没有一个就是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的问题，其实我觉得崔健的音乐他的精神有一种始终不改，你比如说到后来你做的音乐，他始终在观察社会，在描写这个社会，甚至在批判这个社会，这个跟当时实际是一脉相承的，而且在音乐本身来讲可能你自己还觉得你玩的这个音乐在技术上实际比过去还更好了，更高了，但是呢另一方面的评价又出现了，说崔健的音乐现在已经边缘化了，听的人不像当年那么火了，说这个人连带着什么摇滚在今天的社会里都很边缘化了，这是一种什么现象？
崔健：我觉得这个很正常，就是一个市场。
梁文道：这很正常。
崔健：这个很正常，我自己从来没有在这方面有一些就是跟自己过不去的，我从来没有这个，而且我觉得我自己做音乐我在拒绝一些东西的时候，我自己也是会非常的清楚我为什么拒绝他，因为这些东西并不是像很多年轻人所说的，就是这么好像年轻人不重视我，或者说是我脱离时代，真不是这么简单，是有的时候是我在拒绝时代，他们找我，我不去，因为我觉得不对，因为一旦你去了一次，你这后边的所有的那些就是它都会跟上来，你会发现这种改变你的生活方式，就这种生活方式等你特别敏感的时候，你说这种生活方式不可能被我接受，所以你一开始就拒绝了，那些没有拒绝的人也许就是所谓被时代裹着走的人。
梁文道：或者他认同吗？
崔健：被认同，也许你会觉得他们，他们才是时尚，他们好像能代表这个时代，可是在我们眼里非常清楚，因为行业的人一看就看出来，他是被时代卷走的，他是被一个团队运作，他必须得充当这个角色。
梁文道：而且什么叫做时代呢？就你想想看你比如说首先我觉得我们中国的精力很复杂，过去30多年来，80年代就是当崔健的歌是大众都听，都喜欢的歌的时候，那是一个不正常的时代，当年你回想80年代是中国那么多人爱诗，现代诗，萨特的一本书存在与虚无在中国能够卖五十万册，现在全世界都不会有，这是个非常时期，所以你如果真的是摇滚乐，真的是一个跟时代有点对着干的摇滚乐它不可能会太受欢迎的，那是不对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正常吗其实，你如果说今天崔健的音乐有点边缘化了，不是最流行的，其实那是正常，这是正常的状态，我们今天正常时代萨特的书不会卖50万本，卖五千本就很好了，这是正常的时代。
崔健：我也不完全可以说就同意你的方法，因为我觉得摇滚乐不管怎么样他还是处在不公平的待遇之中，社会对摇滚乐并不公平，要公平的话摇滚乐应该成为主流，在西方的摇滚乐已经持续都很长时间的主流，他们的唱片市场的占有率是70%多。
窦文涛：你指的公平是？
崔健：就说这真的摇滚乐应该是主流的，所有的其他的音乐加起来才占25%，到现在来说可能没有那么大的比例，但是摇滚乐也是占的比重非常大，摇滚乐是主流音乐，在中国摇滚乐是被挤压的，主流媒体还有它的自我阉割，因为主流媒体已经形成了一种对人心里的威慑，所以每一个摇滚乐手，包括我自己在创作的时候，在拿出作品之前已经自我阉割了很多东西，当然他自己要是不阉割的话，同时这个社会又能够去接受真正接受人们不阉割的那些东西的时候，这个社会才是真正一个我认为才是一个真正一个开放的社会，所以你要说是非常时期，那现在仍然处于非常时期。
梁文道：对，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今天社会是好社会，或健康，我当然不觉得是，但是我想说所谓正常的就是我们今天所回望80年代美好的过去，看起来是个反常的十年。
崔健：对，我认为80年代不是美好的过去。
梁文道：对，那是一个很反常的时代，然后今天我们处在所谓正常的意思就是总算我们被全部整个裹胁在一起了，就在这个情况底下，你所有的具有反叛的颠覆潜质的东西都被边缘化了，都被打到一边去，我觉着所谓正常的意思就是进入了一个常规的管制一个社会。
窦文涛：那就是我可以问你一个愚蠢的问题，你喜欢什么年代？你比如像80年代，你是喜欢80年代吗，留恋80年代吗？
崔健：我觉得80年代是个启蒙，就像一个已经空气已经没有通畅了很久了，突然一个人开了一个窗户而已，仅此而已，但是这个门要打开，墙要砸掉的工作都应该后人做的。
窦文涛：你像这次拍这个《蓝色骨头》，不由的让我联想起，就是你看你们这一乏人，从你看从王朔，从姜文拍这个《阳光灿烂的日子》，还有你这种部队大院里的这么一个生活，在你们的那个一个时代，这里边是不是有你们的情义结在里头？你是不是心里有时候会想起来会留恋那个时代？
崔健：对，这个要特别小心，因为我知道很多人会觉得我们在。
梁文道：怀旧。
崔健：不是，不是怀旧，我们在属于享有的一种特权。
窦文涛：特殊性。
崔健：特殊性。
窦文涛：那个年代的精神贵族某种。
崔健：其实在心理上的伤害也许他像一个能量的积攒一样，就你当时没有释放出来，你事后还会要释放出来，我也能够感觉到很多人他们曾经在院里长大的孩子，他们现在的生活跟我们完全不一样，他们也从心理上也有很多的就是纠结，而且即使他们不纠结的话，起码他们会教育自己的孩子感觉他们的纠结，他们对自己的社会并不信任，他们对自己他们甚至很多的腐败心理问题已经不是一个社会问题能够简单的去看到，看透这个人，还有很多的心理问题都没有解决，我们中国有很大的一个政治心理问题，甚至都没有人去研究。
窦文涛：政治心理问题。
崔健：对，有很多的运动是一个心理问题造成的，而根本不是真正的思想，没有什么政治（意味）。
梁文道：情绪的。
崔健：等你老了像耍小孩撒娇一样，造成了运动，这种运动本身没有什么思想逻辑，你仔细分析他的理论是分析不出来的，而且你甚至觉得你要是继续分析下去你就会越来越乱，这就是我说的问题，你会发现越来越丢失因为他根本不是值得分析的东西，它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分析，应该从心理上去分析，他这人从心理上是有问题的。
窦文涛：疯了某种时候。
崔健：这个疯他又没有这个位置，他也不是一个疯的概念，你本身这个位置就说，就跟皇帝，很多人说皇帝是怎么样，我觉得皇帝是生活在一个监狱的一种人，他是一种痛苦，这种生理问题从来就没有人去从这个角度去谈论，大家都从伟大的角度，从伟人的角度去谈论这件事，所以这种问题就变成的一个我们文化里边长期的一个盲点，盲区，大家都不去谈论这个问题，但是实际这个问题非常简单，但都不去谈论它，我这电影里边就很强有这个意识，就谈了，其实很简单的小问题。
窦文涛：谈某种心理问题。
崔健：对。
梁文道：所以你的意思说比如说我们所有的这些运动，他的理论的基础这一方面其实不是最重要的，因为真正的在动员起那些人，让每个人都上街，每个人都去干一件事，每个人都去喊一句话的，那个是一个心理上的东西。
崔健：我要特别小心的说这个问题，这个社会问题非常重要，但是它不是唯一的，有另外的东西也非常重要，就是说人的行为和人的愿望，或者人就是宗教，人的信仰和人的个体的这种尊严，必须都是平衡的，绝对不能够说因为我有了信仰我就应该牺牲掉个人的东西，这东西你时间长了以后你就会发现你的体制建立，永远是不是东倒西歪的，永远是东倒西歪，不是矫枉过正的到这边，到那边，永远不能够真正理性的去发展一个进程，又保护人的心理，又保护一个政治权力，又保护每一个人的心理和权力，就这个过程这就是个理性的一个社会一个结构。
梁文道：那今天很多人了，就你的同代人都会有很多人怀念那个时代，比如说怀念70年代，一怀念通常都会说的就是那个年代是个有信仰的年代。
崔健：那你告诉我拿出证据来。
梁文道：然后今天就没有精神价值了，你怎么看？
崔健：这些人我可以去向他们请教，拿出一个你信仰的证据来。
梁文道：你在信仰什么。
崔健：你在信仰什么，你是一个情绪的变化，但并不是信仰，一个人的信仰应该是个底线没有那么伟大，所以大家一说信仰，说你伟大的这个东西去给他怎么样，完了以后就说不能够亵渎，也不能改变，不能够遵守其他的信仰，这个东西就不是一个真正理性的，我觉得理性是一个底线，像你茶余饭后，像你谈情说爱非常简单的一件事，因为你的脑子里边有这样的细胞，你甚至有这样的细胞，有这样的成分在，你需要一种严肃的理性的一种生活方式，这个并不是伟大，所以你把它说成伟大的话它就是一尘不染，它就会产生很多矛盾，这种矛盾别人也有，他就不容别人。
梁文道：那又有很多人说，说那个年代的像你刚才你如果这个戏，比如牵扯到那个年代一直到现在，比如是这就产生另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那假如你刚才说的那种问题，那种情况没有被好好的分析，或者至少没有被好好的处理掉的话，你觉得那个问题对今天这个时代有后遗吗，有后遗症吗？
崔健：我觉得如果你要是看永远是看着过去走过的路去想未来，我觉得这个东西我觉得这只不过是一个方法论而已，但是对于某个人的性格来说，每一个人的性格有着急的，有强烈的这种批判意识的人，他们可能会不同意这个观点，但是我觉得每一个人选择的部分最起码至少三个以上，你说的那个真的不是绝对的，我曾经接触过一些人，他们批评我说，在这个社会里你还歌唱什么，你有什么可歌唱的，他说我们很多地方受到了人格的这种。
窦文涛：侮辱，贬低。
崔健：我们自己都没有选举权，说你还唱什么歌，你歌唱什么，完了我就恰恰，我当时也没话可说，但我时间长了以后我发现，最起码还有另外两条路可以选择，而且同样跟他所认为最崇高的东西是等价值的，就是我们的专业，我们的生命的努力，和我们的智慧，我们自我的生存的保护，音乐本身就是一种信仰，如果我本身这个音乐就已经是跟你所说的那个最纯洁的东西，最高尚的东西是同等价值的，所以我不可能放弃音乐去苟同你，或者认同你的方法，完了我向你一样去成为你所需要我成立的那种社会形象，就证明自己，后来我逐渐明白，我觉得我自己应该把这事想的非常清楚，音乐艺术一种同样，它本身存在的形式。
梁文道：自主的价值。
崔健：同样有最崇高的人生的最顶点的价值。
窦文涛：你可以当信仰。
崔健：对，至少还有另外两个，如果要是把它也算上，把纯信仰算上，完了把音乐算上，最起码还有另外一个东西也存在，也是至高无上的价值，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一个生命体，就像三权分立一样，我觉得这三个颜色来组成万字（音）。
窦文涛：健全人格应该包含这几个部分，要不然这个人格可能是病态。
崔健：当然康德也说，还是歌德说的，无歌便是恶，当你不歌唱的时候你本身就是恶人。
窦文涛：无歌便是恶，没有了纵声高歌的心情。
梁文道：没有心里面向，我觉得今天这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我们有消费，有娱乐，但是跟审美是什么关系我们整个审美面向是很欠缺的。
窦文涛：但是人们也注意到你现在也参加一些娱乐节目，电视节目，过去人们感觉你跟他们格格不入的，但是你到那也笑容可掬，甚至我还听一段子挺逗的，说最近在那坐着笑容可掬，然后有个小女孩唱歌的，说什么我不是大叔控，然后他就开始说什么是大叔控，然后主持人说就是说像喜欢Hello Kitty一样，有些人现在喜欢大叔型的，然后崔健说什么是Hello Kitty？有这事吧？
崔健：有这事，我真不知道，因为我觉得这个语境，实际上这是个方法论，但我觉得根本不影响我跟他们的沟通，甚至我觉得这样才有意思。
窦文涛：好玩。
崔健：所谓交流的意义就是因为互相不一样。
窦文涛：你不觉得这事都是跟你的追求有隔阂的。
崔健：没有，我们周围的同龄人他们肯定也跟我一样听不懂他在说什么，是一样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方法问题，这问题你弄通了一次以后就全弄通了。
窦文涛：我是指你参加这个电视节目，参加这种。
崔健：你说电视节目，我觉得是这样，我就关键在于你有没有想法，你有没有话要说，这种也是个平衡，说来说去大家可能会觉得我有点过于的分析性了，没有说抒发，就只管抒发，但是这种我从我自己经历当中，包括我做电影，包括我做音乐，我逐渐认为它是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存状态，我认为我诚实的把这种状态告诉大家，大家接受不接受是他们的问题，但是我要不告诉他们我觉得我自己也是在作秀，我确实是这样生活，我自己成立了组织出我自己的这种表达形式行为方式，还有我的工作方式，是非常完整的，我认为是非常完整的，我调整的是我按我自己的方法调整，所以我认为我包括拍电影，我就是认为激情故事和技术，有了这东西电影就能拍，而且我剪辑的时候，我跟我的剪辑师说，第一激情，第二讲故事，第三讲技术，不管那个乱七八糟的，它自己就会自圆其说的，你管它上来就玩技术，最后你故事讲不清楚，或者你上来就讲故事，最后你没激情了，什么都没了，所以我就剪辑最大的一个动力就我这个片子剪辑完成就是我始终要跟我的剪辑说激情。
窦文涛：这个对我很有启发，你有时候慢慢你成为生存动物之后，你会连带的讨厌自己的工作，但是突然有一天也许你义务的跟人说点什么，你说那我什么都不用考虑，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当这个的时候，你觉着自己双眼放光，你觉着好像原来人可以只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不用考虑那些乱七八糟的，这样至少你这生命感觉挥洒起来了，其实有时候咱们这岁数的人容易颓，就是缺了这个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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