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我们为什么要尽量和牛人在一起？
这个问题的答案好像是明摆着的，因为牛人就是人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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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我们为什么要尽量和牛人在一起？
这个问题的答案好像是明摆着的，因为牛人就是人脉啊，就是资源啊，认识他们，讨好他们，我们就可以请他们在关键时刻出手帮个忙。人家是牛人嘛，一句话就可以让普通人少奋斗很多年嘛。
比如，在唐代的科举中就有一个习俗，叫做“行卷”，行走的行，试卷的卷。那些要参加科举的考生，把写好的诗文事先投送给官场各位大佬。万一大佬看一眼，嗯，不错，留下了个好印象，或者混个脸熟，那将来考中的机会不就大了吗？也不只是唐代人，今天那些天天跑各种会场，见人就发名片的人，也都是这个思维。牛人都是有资源的人，我是有枣没枣打一竿子再说。
但是，如果这样理解人脉的话，可能就有点浅了。今天我们再往深看一层。
如果把社会看成一个网络的话，每一个牛人的出现，其实就是在网络上打造出了一个超级节点，那么在他的周边，就会出现一系列的其他节点，就是生态位。亚里士多德不是说吗？“大自然厌恶真空”，一旦出现了空白的生态位，实际上就是在邀请别人去填补它。至于你和牛人认识不认识，他对你的观感好不好，他愿不愿意主动帮你，其实没那么重要。重要的，仅仅是和他在一起。
我们来举个例子。
达尔文的演化论，那是灿烂夺目，被称为是19世纪最伟大的发现之一。这当然是超级节点。根据我们刚才说的原理，一个超级节点一旦出现，周边空白生态位就自然出现。
比如，达尔文这个人身体不好，在性格上也有些软弱，自打提出“演化论”的思想，自己也没啥自信。面对社会舆论可能出现的反扑，更是焦虑得不得了。他知道，这套理论算是把上帝彻底得罪了。有一次他在日记里写：每到深夜的时候，我经常抱着妻子写给我的信，把它贴在脸上哭。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死了之后，我和我的妻子能不能在天堂相逢。所以，从他环游世界回到伦敦，到写出《物种起源》，中间有20多年的犹豫期。你就想他有多纠结吧。
你看，他一纠结，身边的一个空白生态位出现了，什么呀？就是他的坚定支持者。
这个人果然就出现了。现在我们都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赫胥黎。他一看见《物种起源》这本书，就给达尔文回信：我昨天看完了你的书。我所看到的博物学上的著作, 没有一本给我这样深的印象。我最衷心地向你表示谢意, 因为你给了我大量的新观点……至于你的理论, 我会坚定地支持，如果必须的话，我准备接受火刑。你看，这个态表的。
《物种起源》发表的第二年，牛津主教召开了声讨演化论的大会。然后就上演了著名的一幕场景：
牛津主教质问赫胥黎，“难道你认为你自己是猴子的后代吗？”赫胥黎斩钉截铁地反驳：“我宁愿做猴子的后代, 也不愿做一个，以宗教偏见来吓人的无知主教的后代。”就凭这句话，赫胥黎就可以名留史册。所有他后来有了一个外号，叫“达尔文的斗犬”。
时隔一百多年，我们再来回顾这个场景，你会发现两个有意思的事情。
第一，和牛人在一起，不见得是要获得他们的帮助。我们甚至还反过来可以帮到他们。
第二，要说学术成就，赫胥黎肯定是不如达尔文的。但是，要说名气，赫胥黎在进化论历史上可是直追达尔文。
就拿我们中国人来说，最早接触这套思想，是通过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说法，就是来自这本书。那这本书是谁写的？赫胥黎。你看，和牛人在一起，做牛人做不到的事，就可以搭上牛人的便车。
这就是填补生态位的作用。从这种角度来思考人脉这件事，是不是发现，其实主动权操之在我，而不是乞讨牛人给我们主动的帮助。
这个例子是给牛人补窟窿。但生态位思维，给我们的启发，比这个要多得多。
只要有超级节点，你不需要和它打交道，也可以占据自己的生态位。
再举个例子。如果我们回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假设你是一个有钱有势的人，比如你是一个大主教，要修一个教堂，那你肯定需要搞一些大的艺术项目吧？那你肯定要搞艺术家的工程招标。
现在你知道艺术家中达·芬奇很棒，但是招标不可能只有这一家啊，你肯定还需要在艺术风格上和他能岔开的人。一打听，恩，米开朗基罗也不错。那就都来吧。达·芬奇作画严谨、科学、精确、充满理性。而米开朗基罗，风格上岔开了，他强调戏剧冲突的瞬间，笔下每个角色都有故事、有张力，是感性的表达。所以，那个时代，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经常成对出现在招标现场。普通人在聊起艺术的时候，也难免要一起说说他俩的八卦。其实这俩关系还不太好。
艺术家，当然是自己成就自己。但是市场需求的推动，对风格多样性的追求也很重要，所以只要有舞台，一定会在舞台上出现两个对等、甚至更多的生态位。只不过你在不在舞台上，如果你在，就有机会填补。
民国时候的京剧界也是一样。有了梅兰芳，那么跟经常跟梅兰芳唱对台戏的程砚秋，就有了一个生态位。后来又创立了“程派”。即使不是程砚秋，也一定会有个什么其他人，和梅兰芳双峰对峙，在京剧历史上留名后世。你看，和牛人在一起，你不用讨好他，甚至不用认识他，甚至不用和他关系好，历史舞台自然就会给你一个位置。
如果当年的米开朗基罗不是生活在佛罗伦萨，如果程砚秋不是非要和梅兰芳争个高低上下，他们的艺术成就，也许就没有后来的地位了。
今天的话题更往深里说，甚至还能出现一个生态位，就是反对者。
举个哲学界的例子。黑格尔和叔本华。
1818年的时候，黑格尔到柏林大学当哲学教授，11年之后，又升任校长。他算是把哲学的地位抬到了制高点，当时有一大批粉丝。但是就在这段时间，柏林大学还活跃着另外一个人，就是叔本华，也是个哲学家。这叔本华年纪很轻，就专门跟黑格尔对着干，说黑校长是个疯子、诡辩家、江湖骗子。叔本华选择在黑格尔开课的同时，也在隔壁教室开课，搞了个教学擂台赛。
你想，一边是资历不深的叔本华，一边是比他年长十八岁的人气教授黑格尔。那叔本华自然就吸引不了多少学生。每次开课，黑格尔上课的教室那边人满为患，而叔本华这边三三两两，后来所有的学生干脆都跑光了。1833年，叔本华只好离开柏林大学。
那叔本华败了吗？从后来哲学史的结果看，其实并没有。
在哲学史上，他牢牢地占据了一个生态位——黑格尔的坚定反对者。所以，后来人们提到黑格尔，都会顺便把叔本华拿出来说说事。提到黑格尔的哲学，也会拿叔本华的哲学来比较比较。
你看，一个人越牛，他周围生态位的价值就会越大。你可以是他的支持者、他的挚友，或者是他的继承者，也可以是批评者。所以，待在牛人身边，并不是要讨好他，要他的帮助，而是占据他身边随时可能出现的生态位。
你看，做好自己的事，和最牛的人在一起，立身处世的两个基本点就有了。
说到这里，也许我们就可以解开一个谜题了。
很多人觉得奇怪，历史上的那些牛人为什么总是在一个时代，甚至一个城市成群结队地出现？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许是：只要一个牛人出现了，要想让其他牛人不成群结队地在他身边出现，也是难啊。
好，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罗辑思维，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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