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教育里，我们好像仍然在强调一种可以被称作「正确」的统一。所有的问题，好像最终都应有一个「正确答案」。而偏离了这唯一的「正确」，就将被轻易视为异端。可是，如果在学堂之上，只允许一种统一声音的存在，失去了不同立场与观点的碰撞火花，那么教育本身只会变得苍白无力，甚至失去原有的生命力。「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依然任重道远。
最近，与大学高校有关的新闻似乎特别多。
相信你已经听说了武汉大学的“赏樱冲突”；前不久，河北另一所高校内，有学生身着汉服上学，却被学校的辅导员认定是“奇装异服”，甚至发出不换衣服就退学的“警告”。
除此之外，还有一所著名高校里，一位教师被学生举报了，举报的原因则主要在指责这位大学教师上课的内容和方法有问题，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讲授方法。
看完这些新闻和消息，今天我很想和你讨论这样一个问题：什么叫做「正确」？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关心与「正确」有关的问题？
1.要求「绝对正确」，只会让课堂本身变得更加苍白
我常常会收到各种各样的提问，而在这些提问里，会发现不少年轻人喜欢问我关于“这样做是否正确”，“怎么想才叫正确”，“如何理解才能有正确的认知架构”这样一类问题。
我一向不太会回答这类问题，不是不愿回答，而是我不懂该怎么回答，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什么叫做「正确」。
为什么这么多人认为，这世界上所有事情都是有「正确答案」的呢？
不可否认，当我们对事情形成一套看法，难免会自以为它就是正确的，这是一回事；可另一回事在于，一旦一种学说，一种主张，被认为是正确之后，好像自然的所有围绕它的讲述都必须以它是“真理”为前提而展开。
于是，在写作创作，尤其是在教学的时候，好像就都必须依循一种唯一的模式去教授学生。
可是设想，我是一位教师，今天要向学生们讲授马克思主义，难道我就不能在课堂里介绍各种反对这种主张的其他观点和学说了吗？根据最近发生的事件来看，似乎有些年轻人的确这么认为。
按照这样下去，恐怕今后所有课堂和课程内容，都将变成一成不变地表述一套学说、观点或理论的「绝对正确性」了。但事实上，从古至今所有的学说和学问，都是在不断争辩之中，逐渐丰满完善起来的。
如果失去了不同的立场和声音，那么这套学说或理论就将变得更加苍白，不再具有生命力。
而且，一套学说或理论里所真正包含的那些复杂的、高妙的、细致的内涵，就再也无法发展。
比如儒学的进展，从先秦到汉朝，正是经历了许许多多接连不断的争论而成长起来的，这个过程里的大儒，他们对于儒学的基本理念一致，但都各自发展出独有的特色——这种独有，就是通过与不同学派、不同流派的人争相辩论而发展出来的，也才使得儒学愈加丰富壮大。
2.先学会为你的对手，作出一番强有力的辩护
事实上，基本可以说没有任何一种人文社科的学说不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因此当我们在教书的时候，必须让学生们去认识到这些争辩的过程，以及它所带来的结果。
为了让这个说法不那么抽象，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来阐述——
过去十多年，有几位非常重要的西方政治哲学家相继去世，直到今天，我们都还要不断重读这些人留下的著作。其中一位，就是让20世纪政治哲学能够重新焕发新生命的重要自由主义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
罗尔斯作为一位哲学教授和大学教师，他又是如何教学的呢？罗尔斯在哈佛大学授课时，非常强调一种读书的态度，他对学生们说，当你阅读任何一位过去重要学者著作的时候，如果你发现他们在阐述中有些地方表述不清，或者论证站不住脚，甚至你持反对观点和态度时，你一定要做到的是，首先为这本书以及这位作者的理论进行最强辩护。
也就是说，你需要先从这位作者的角度考虑为什么他会产生这样有问题的论证，把你认为他的论证中存在空隙的地方填满，而不是简单直接地给予否定。
只有通过这种方式，你才能够真正理解这些哲学家的观点和论证，以及弥补建构你认为的缺失之处。
这个时候再去进行反驳，反对的就是一个最强版本的对手，那么你做的反驳才是有意义的，也才是真正有可能站得住脚的。这就是罗尔斯倡导并坚持的一种阅读和辩论方法。
3.无懈可击的论证，要通过对手的批评来完成
罗尔斯的另一位同事，罗伯特·诺奇克（Robert Nozick），在读了罗尔斯的重要作品《正义论》之后受到非常大的启发和激励，也写了一本极为重要的政治哲学著作《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Anarchy, State and Utopia），这是一本自由意志主义、自由至上主义的经典哲学著作。
所谓自由至上主义或自由意志主义，可以理解为一种所有思想意识形态、政治意识形态上“最右”的一种想法，认为只要一个人不作出侵犯他人的行为，则ta可以利用自己的财产或其他所有条件去做任何事，是这样一种非常右派的观点。这本著作也写得非常精彩，非常刺激。
当这本书在完成后又刺激到了另一个人，这个人对于今天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应该都相当熟悉，甚至深受他的影响——他就是已故的牛津大学万灵学院的政治哲学讲座教授，G.A. 科恩（Gerald Allan "Jerry" Cohen）。
科恩在读到诺奇克的书之前就曾写下一本不朽的名著，我个人很喜欢这本书：《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要知道70年代的时候，哲学界很多人认为马克思哲学，尤其是它在历史理论的研究方法上存在很大问题，于是科恩便决定替马克思哲学提出一个辩护，重新解读它的历史唯物论是怎么一回事。
尽管这本书也存在很多争议，但基本用了分析哲学的方法做出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解读和辩护。
当科恩写完这本书之后，他就读到了刚才提及的与他立场完全相反的诺奇克这位极端自由主义者的作品《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初稿。
要知道在西方学术界，常有这样一个习惯，当一位学者有了一个初步的想法，常会写成一份初稿，在正式交给期刊发表前会先将这份初稿在同行学者之间相互交传，为的就是收集各方的意见和批评，包括立场不同者的强烈批判，以此能更好地完善修改这篇文章，让它的论证更加无懈可击。
诺奇克的这份讨论稿就被科恩读到了，科恩当时颇受震撼，甚至有点不安，有点焦躁，有几个月的时间科恩几乎天天都在读诺奇克的作品，天天都在思考，以至于他的同行都无法理解。
科恩却认为，正是由于是这样一个与自己观点立场完全相反的哲学家的作品，才让他更能感受到力量和震撼。于是他也觉得自己有义务全力以赴地回应诺奇克，最终又完成了一本重要的著作，即《自我所有、自由和平等》。
4.通过不断辩论的过程，理性思辨能力才得以强化
科恩这本书出版之后，他的另一位朋友，也是牛津大学另一位已故的重要法理学家、法律哲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罗纳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他又给了科恩很多意见。
这两个人，尽管一个是自由主义立场，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立场，彼此都对于对方的理论观点有着很多保留和不满，但是他们两人一直是一辈子的好朋友，而且还在牛津大学共同开课。
他们在万灵学院的老图书馆开设了一个研讨班（seminar），这个研讨班在我们政治哲学这一行非常有名，俗称为「星际大战研讨班」。
为什么会被称为「星际大战」？其实是因为每一次研讨，德沃金作为一名自由主义者和科恩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两个人总是一同前来授课。
因为双方立场如此不同，在研讨会上就势必产生大量的辩论。辩论的主持者通常是一位相对冷静，能够平衡各方的论点的另一位神话级政治哲学家。这门研讨会有时也会邀请其他同行和学者参加，前提则是大家的立场都必须不一样。
可想而知，研讨会里的学生们就目睹着这一学术领域内几个“大神级”的人物，相互辩论，大肆“开战”，绝对称得上政治哲学里的“星际大战”。
除了能亲眼目睹自己这一行的学术大神们唇枪舌战之外，学生们还为什么如此喜欢？就是因为在这样的不断辩论当中，自己才能真正成长，知识才能真正进步，理性思辨的能力也因此强化了，对所有原来自以为读懂的立场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
不仅能了解不同学术立场的人讨论的问题和相互之间的矛盾所在，还能学会如何回应这些矛盾和问题，由此你便可以理解，这样一门由不同立场的老师们共同开设的课程是多么重要。
5.道理之所以成立，是因为它具有「复杂的正确」
我有一位同学当年在伦敦上学，总是专门到牛津参与这堂研讨会课程。有一回他正好坐在科恩的旁边，那一堂课正要谈论罗尔斯的《正义论》。科恩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罗尔斯则是自由主义者，当今天一位马克思主义者要向你讲授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你认为他会怎么授课？
难道会带着不齿的冷笑，轻轻几笔带过吗？科恩当然不会。
我的同学就看到科恩翻开了自己面前那本罗尔斯的《正义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科恩手中的这本《正义论》，每一页上面都密密麻麻写满了笔记，而整本书由于翻阅得太多，几乎都要散架了。
真正做学问的人，真正想要好好教学生学问的人，他们对待学问就应当持有这样的态度——
你有一套自己坚持的理论和讲法，当然可以介绍和讲授。但是当为了论证自己的这套理论和方法时，不能够总是从自己的立场出发，而应当尽可能地从对手的立场来反驳自己相信的观点，而且要让对手的立场听起来也是近乎完美无瑕，这时候你的反驳才是真正具有力量的。
不仅如此，作为一名教师在课堂上，也需要给学生提供再思考的基础和空间。每一位教师教出来的学生，就一定要和自己坚信同一种立场、同一种理论吗？当然不。
比如科恩，他在牛津大学担任讲座教授那么多年，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而这些学生里有和他一样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有一些和他完全立场不同的自由主义者，但他们都能在学术界里占据一方，成为真正具有影响力的人物，这才是有意义的教育。
而如果一位学生，当发现自己的老师在课堂上对自己讲授的理论提供了许多反驳的例证，就认为是错误的授课方法，甚至举报这位老师有问题，那我只能遗憾地认为，这位学生的大学教育也算是白受了。
到最后，这位学生恐怕就只懂得盲目地跟随一种自以为「正确」的简单道理去做人，去做事，去思考。
可是他却从不知道，一个道理之所以说得通、之所以成立，不是因为它“简单”地正确，而是因为它复杂地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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